材料一：
党的十九大指出，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大力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世界经济论坛评估表明，数字化程度每提高10%，人均GDP增长0.5%—0.62%，数字技术驱动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重大历史机遇。
（一）数字经济是现代化经济体系构架的重要支柱。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快速驱动全球经济向更高级的形态演进，不仅开启了数字经济发展的里程碑，而且推动经济迈向更深层次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数字经济是全球技术创新、产业变革以及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新引擎，通过数字技术应用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赋能，释放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是建构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这需要加快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数字经济与中国制造双向交融，构筑富有竞争力和辐射力的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生态体系，形成以数字经济为核心、新经济为引领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二）数字经济是数字中国和网络强国战略的重要基石。从数字中国“三位一体”的基本构架看，数字经济是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的物质基础。全球发达国家纷纷布局数字经济以抢占新一轮世界经济锦标赛的主导权，美国实施“信息高速公路”“智慧地球”“先进制造业”等战略，德国实施“工业4.0”发展战略，日本先后实施“e-Japan”“u-Japan”“i-Japan”“智能日本ICT”等国家战略。数字技术应用及赋能使全球数字经济到2020年有望达到2万亿美元。中国已取得全球数字经济应用领域的先发和比较优势，但并未取得核心和绝对优势，亟须深入实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战略，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数字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三）数字经济是中国经济弯道超车的重要路径。以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一场嵌入在技术、业态、模式、监管、制度等多维系统中的技术经济范式的深刻变革。面对这场迅速变革，中国与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基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应把握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纵深推进宽带中国、互联网+行动、大数据发展、人工智能等行动计划，把“大国效应”“规模效应”特别是人口、市场、制度与数据优势紧密结合起来，以数字化推进生产智能化、产业高端化、经济耦合化，加速从“跟跑者”向“并跑者”乃至“领跑者”发起冲击，实现中国数字经济弯道超车乃至换道超车。
（摘编自刘淑春《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靶向路径与政策供给》）
材料二：
冲击传统经济形态。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传统经济运行模式带来较大影响。比如，网络购物的快速发展对传统零售业产生巨大冲击；互联网打车使得传统巡游出租车更难获客；互联网平台推出的“社区团购”抢了小商贩和传统菜市场的生意，等等。相对于传统经济从业者，互联网企业特别是头部平台因其在技术和资金上的明显优势，可以通过巨额补贴“跑马圈地”占领市场，影响传统行业从业者的利益。
形成特定数字鸿沟。数字经济背景下，参与者要生存和发展，必须掌握充足的信息资源和先进的数字化技术。而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据资源的获取门槛较高，主要集中在资金和技术基础充足的少数群体或机构。传统经济组织受多种因素制约，难以获取相应资源，从而形成发展障碍。与此同时，方便的电子化、网络化服务对不擅长使用智能技术的人群，比如老年人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等带来学习困难，形成较难逾越的数字鸿沟。
头部平台的垄断现象。互联网平台特别是头部平台是数字贸易中非常重要的市场组织。由于数字经济存在梅特卡夫法则现象，在网络外部性的作用下，数字贸易领域很容易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市场结构趋于垄断，成为数字平台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相关数据表明，截至2019年底，全球市值排名前十的企业中有8家为数字平台企业，市值规模达到6.23万亿美元。
对数据安全提出更高要求。数据信息是数字经济时代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出于各种原因，相关机构或经济组织趋于尽可能地收集更多的数据，这中间易引发侵犯用户隐私问题，威胁到企业和个人的数据安全。
带来新的监管难题。以网络交易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普遍具有跨区域交易的特征，存在各领域相互融合的特点，而现有的政府治理体系在职能设置上主要面向特定区域、特定领域，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管带来巨大挑战。比如，数字化进入金融领域，使得金融产品名目繁多，传统的金融监管是建立在非数字化信息基础之上的，且为事后监管，新型数字金融产品很容易游离在传统监管或管理范围之外，这对政府部门监管手段的跟进与更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节选自张世珍《数字经济面临的治理挑战及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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