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秦朝建立之初，中央推行三公九卿制度，地方推行郡县制，严格控制权力的归属，建立起封建社会赖以生存的政治根基，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保密制度也日渐完善。秦朝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实行保密制度，对于泄密之人有严格的刑罚，并规定专人传送公文，建立起一套相对完整的保密措施。而由于秦始皇确立了皇帝身份的至高无上性，秦代初期的保密信息侧重于皇帝本人的行踪，包括居所、行为言论甚至死亡信息。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就有所记载：“（秦始皇）所居宫毋令人……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而对于君主言论的保密更甚。秦始皇曾因怀疑随行人员泄露了他说的话，下令将当时所有在场的人“皆杀之”。除了上述的明确保密要求，统治者还要控制知情范围。秦始皇在外巡行过程中驾崩，随行贴身官员选择秘不发丧，除丞相李斯外，只有“胡亥、赵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由于保密措施严密、知情范围控制严格，其真相在公布前始终未泄露。正是因为早期保密思想尚未完全成熟，旨在维护国家政权的保密制度可能误入“歧途”，成为专制君主驾驭臣民的权术手段。在这种严苛的保密观下，自然催生出官吏的自身警惕性。《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谨之谨之，谋不可遗；慎之慎之，言不可追。”体现了当时官吏的为官之道。
在史料中，能够发现当时的统治者曾经通过颁布诏书、制度约束等多种方式，告诫各级官员要注重保密工作，并着重强调了泄露秘密的后果。《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制诏，三代无文，秦始有之。”“天子之命为制，天子之令为诏。”在明确分类的同时，秦代还设立了专门负责公文起草、送呈、归档的机构，负责人称为“尚书”。尚书机构的所在地，戒备森严，有利于公文的安全保密。不仅机构秩序森严，对出任尚书的官员也有保密要求，“国家旧法，选尚书郎，取年未五十者，使文笔真草，有才能、谨慎”。关于公文收发的程序也有《行书律》规定：“行传书，受书，必书其起及搭配日月夙暮。”
为防止公事文书在传送过程中被私自拆阅，秦代专职人员都要对公文进行一定的处理。这种传统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国君和卿大夫在文书上用玺印封缄以示慎重，防止传递时泄密。发展到秦时，将文书的保密处理称为“封”。《法律答问》中记载：“丢失公文，已坐以论，后自得所亡，论当除不当？不当。”意为丢失公文，以罪论处，其后即使自己找到了所丢失的公文，但所论之罪仍不应免除。秦代对档案归档也有严格的保密要求，《商君书·定分》记载：“有铤钥，为禁而封之，内藏法令一副禁室中，封以禁印，有擅发禁室印，及入禁室视禁法令，及禁剟一字以上，罪皆死不赦。”通常情况下，档案正本存于中央禁室，副本存于皇帝殿廷禁宫、丞相御史大夫府及郡县，并规定私自进入禁室偷看档案者、改削者死罪，进一步保障了档案安全，防止泄密。
（摘编自蒋怿旻《秦代保密文化漫谈》）
材料二：
唐律不仅在宏观上清晰审慎地作出保密规定，还在各分则中考虑周全，未有疏漏。如《杂律》规定“诸私发官文书印封视书者，杖六十；制书，杖八十；若密事，各依漏泄坐减二等。即误发，视者各减二等；不视者不坐”。这一规定使得涉密人员更加严于律已，提高职业操守。《卫禁律》规定“诸缘边城戍，有外奸内入，内奸外出，而候望者不觉，徒一年半；主司，徒一年”。《擅兴律》规定“诸密有征讨，而告贼消息者，斩；妻、子流放二千里。其非征讨，而作间谍；若化外人来为间谍，或传书信与化内人，并受及知情容止者，并绞”。这些刑罚制度对泄密罪作出比较明确系统的规定，为依法定罪提供了重要依据。唐宪宗时期，官吏张宿“自布衣授左拾遗……数召对，不能慎密，坐漏禁中语，贬郴丞十余年”。
在唐代的诗歌中，保密文化信息也有诸多隐藏其间。《唐诗三百首》中收录了一首朱庆余的《宫中词》，其中两句为“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叙说两个宫女见面，本想说说心事，一看鹦鹉在前，怕它学舌泄露给别人，只好闭口不言。唐代中期著名诗人元稹，因保密不慎，在仕途上遭受严重挫折，便借诗歌抒发自己的愁闷：“四五年前作拾遗，谏书不密丞相知。谪官诏下吏驱遣，身作囚拘妻在远。”更为知名的是“诗圣”杜甫，任左拾遗时曾撰写一首《晚出左掖》，其中的“避人焚谏草，骑马欲鸡栖”，意为怕别人见到自己上奏皇帝的报告，就把草稿烧毁以免闲人说自己邀名；骑马上朝觉得太张扬，于是挤在狭小的马车里，好像鸡栖息在笼子里一样。古人曾对此作出评论，“明朝有封事，谏臣之心。避人焚谏草，大臣之体”，从大众的角度对杜甫谨慎的行为表达了赞许的看法。
（摘编自《保密工作》杂志2020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