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唐代官场首重门第。五代门第观念消退，王朝决策权掌握在一批靠个人能力上台的文吏型官僚手中，他们的“家世背景逐渐淡化而个人因素相对受到重视”。宋代文官普遍以个体形式入仕，官员个人的出身问题遂日渐凸显。南宋孝宗时，蔡幼学在殿试策论中写道：“文武之别，有出身、无出身之辨，在古盛时，未闻此法。”南宋中后期官员李曾伯在《谢潼漕请举》中亦云“盖官版虽登，尚以出身、无出身之异”。这反映出在当时官僚群体内部，“有无出身”是一条重要分界线。
——周佳《宋代科举政策背景下的“出身”含义变化》
材料二：它（科举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其流弊日深。特别是道光、咸丰以后，一方面列强的入侵，通过科举选拔的人才，不足以应付“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一方面西方文化的输入、师夷长技思想的影响，促使一批忧国之士认识到八股取士导致士子只知诗文而不通中外，“心术坏而义理锢”，一批新人开始对科举制度展开了越来越猛烈的抨击。有人开始提出改革科举制度的建议，也有人开始对沿袭了千余年的考试制度进行大胆的变通和探索。
——李世愉、胡平《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
材料三：德才兼备、以德为首是孙中山选拔人才的标准。他说“当议员或官吏的人，必定是要有才、有德、或者有甚么能干，才能胜任愉快的。”又说：“有才有德的人才能当我们的公仆。”
——房列曙《论孙中山的文官考试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