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习近平指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我们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具体方略有：一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二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三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四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摘编自《人民日报政文·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摘登》）
材料二：
“生态”一词源于希腊文，意谓居所、栖息地。生态不仅指涉人与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同时也切入经济活动和社会结构。
收敛侵占自然物的欲望是可以达到的理性认识，先民便有这样的睿智，值得今人借鉴。荀子谓：“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荀卿并非以为人可以任意摆布自然，而是主张人与天地配合，如果与天地争职分，就是犯糊涂。
《易传》把天地人并称“三才”，天人协调是理想境界。《淮南子》讲：“禹决江疏河以为天下兴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然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北魏农学家贾思勰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法自然”无论作哪一解释，都包含天地人皆以自然为归依、为原本之义。
人类必须顺从自然，而不可违逆自然。反对逆天而行，主张天人一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宗旨。如果把人创造的文化比喻为一株参天大树，是自然提供了大树赖以生长的阳光、雨露和土壤。
然而，现在的时代往往背离此道。工业革命以来，“征服自然”成为主流意识，物本主义压过人本主义，更蔑视自然生机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病态扩张。当下迈入后工业文明的信息化时代，物本主义的工具理性更趋发达，掌握了核裂变、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尖端技术的今人，似乎可以得心应手地“改造自然”，但背弃自然法则，违背生命伦理，包括生物工程在内的科技创造，必招致自然铁腕的回敬。卡普拉在《转折点》中说：“我们第一次被迫面临着人类和地球上所有生命灭绝这样一场确确实实的威胁。”这种威胁，并非来自毒蛇猛兽、地震火山，也不是天然病菌，而可能是自以为超越自然、左右自然的愚妄之人的逆天而行。这是当下人类必须时刻自警的。
（摘编自冯天瑜《人类应当对自然深怀敬畏》）
材料三：
东西方文化的形成主要是在原始自然观基础上，原始自然观是人类对自然界的初始审视，从卡西尔的思想观念中，原始自然观就体现了人与自然是一体的关系，人和其他动物以及所有的自然物都属于一种生命关系。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由于生产力的落后，人类的生存需要顺应自然，依赖自然，人属于自然的一部分。在这一时期，人类生产活动发明的人工取火，保存火种，制造石器、骨器等，就体现了人类利用自然的成就，从创造的劳动工具方面来讲，人和其他动物就存在了本质的区别，人和自然界区分开来，但本质上仍然体现了人与自然的一体性。
从东西方文化发展进程的差异性角度来讲，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生产工具的快速迭代、科技的进步，体现出了人对自然的征服观念和行为。但是，从中国历史文明发展的过程来看，原始自然观中生命一体化思想逐渐演变为天人合一，具有顺应自然和改变自然的双重性。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理念继承发展了东西方传统自然观，是当代自然观的最新体现，与工业文明时代中天人对立的自然观存在较大的差异。两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下，人和自然之间不是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工业文明的自然观是将自然和社会碎片化，利用技术和资本将其重新组合，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成为掠夺、被操纵的一种形态。自然界成为人类征服的对象，人类为了生存发展对自然资源过度使用，从而使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恶化。工业文明时期，人和自然之间由相互依存转变为相互对立，由于对自然任意开发，自然生态平衡被破坏，人类生存的环境形势逐渐严峻。而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理念是在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上，社会发展和生态系统平衡之间遵循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缓解自然生态环境的同时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需求。
（摘编自金凤姬“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理论基础及实践路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