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与先秦儒学相比,经过董仲舒改造后的汉代儒学,有明显的不同:就学术内涵而言,汉儒把阴阳五行之学,纳入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就与当政者的关系而言,先秦儒学批判暴政而致力于建立理想化的社会政治秩序,汉儒则遇而求其次,转变为承认现实社会政治秩序的合理性,包括承认皇帝凌驾于天下臣民之上的专制地位。
——摘自刘宗绪主编《历史学科专题讲座》
材料二:明清之交,国破家亡。顾炎武、黄宗羲痛心之余,对中国的文化,包括政治制度与思想方式,均有深刻的检讨。其破陈立新的精神对嘉靖、万历以来的文化风气有传承,但也有批判;这种精神,堪称中国近古以来的一段启蒙精神。如果没有清廷严酷的威权压制,斩断了这样的反思检讨与创新尝试,中国文化后来的演变,或未必再有三百年的僵化。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
材料三:康有为从公羊学的立场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建立一个内容广博的儒学思想体系,以便为变法维新寻找理论支持。在光绪二十七年到光绪二十八年间(1901-1902),康有为完成了五部重要儒家经典(《礼运注》《孟子微》《中庸注》《大学注》和《论语注》)的注释,这些注解的特点是结合三世进化说和西方的宪政民主来诠释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进而评判历史上从汉代到宋明的儒家学派。他在这些注解中认为儒学非但不与近代宪政民主制度相矛盾,反而可以成为后者的重要思想资源。
——摘编自赵法生《国教之争与康有为复兴儒学运动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