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华夏国家、民族从春秋战国起就逐渐加快了它的一体化进程。这种一体化进程打破“邦国”、“宗族”壁障，使国家、人民不论在政治制度、个人身份、族类从属上都发生极大变化。
——李禹阶《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
材料二：刘渊在明知自己属于匈奴民族中人的情况下，却仍然以汉高祖刘邦后裔自居，并以汉为国号，这些举措不仅在主观上适应当时政治局势和地理环境，为其顺利地创建政权服务，在客观上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摘编自吴洪琳《十六国“汉”、“赵”国号的取舍与内迁民族的认同》
材料三：李唐起自西陲，历事周隋，不唯政制多袭前代之旧，一切文物亦复不闻华夷，兼收并蓄。第七世纪以降之长安，几乎为一国际的都会，各种人民，各种宗教，无不可于长安得之……异族入居长安者多，于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此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之好尚：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竞事纷泊。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