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文化学者的研究，大部分是对现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的介绍和分析。这不是—个专业选择或文化地理上的侧重，也不是和“本土理论”相对的一个维度，而是关系到当代中国的文化意识的精神倾向与路径选择的大问题，是必不可少的拓展性与资源性工程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讨论”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遗产。它昭示，当时的“中西文化讨论”不仅记录了当代中国文化意识（政治意识、经济意识） 的历史性进步与开阔的胸怀，而且其本身就是这种历史性进步的符号空间和思想媒介。它为其后二十多年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不可否认，当代中国的思想精神领域对“西方文化”符号背景下的海纳百川式的胸怀与对全球化、全球文化、全球政治、全球经济等方面的创造性介入是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的内在活力的一个标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的未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在“文化讨论”里走得多远和走向何处，取决于中国当代文化如何在世界范围内与异质文化的互动中建构自我。异质文化尤其西方文化的引入借鉴从来不仅仅是一桩“译介”的工作，因为它强烈地影响着折射着我们的精神倾向和文化路径的选择与更新。
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中西文化碰撞与最近二十年中西文化的紧密接触之后，面对当代中国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仍未摸索出一系列有效的阐释范式；当下文化语境亦未能达到一种堪称多元有序的状态，反而越显苍白和失语，遑论真正中国化的现代体系建构。或许是西方后工业社会文化形貌与中国现代转型时期炫目变化的文化景观有着大大的不同吧，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具有时代和中国文化特点的新问题，让那些以西方文化理论为主要工具的中国当代文化研究者备受诘难。人们指责他们不是紧跟西方文化思潮，以时尚的西方理论阐释中国问题，导致研究理论与对象的错位，就是以本土文化实践抵抗西方影响，而削弱文化的理论创造，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某些学者在本土范围内的保守性与文化自恋情结——这有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大量引人注目的案例为证。
缺乏理论的原创性与问题意识的当下性，意味着文化学者难以应对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绝非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话，更是社会现实、当下体验、当下意识与一切既有文化的对话。而由于刻意追赶西方潮流，势必产生若干与现实严重疏离的假问题，忽略当下文化中的真问题；或者更糟，让西方问题遮蔽了中国问题。
基于此，我们必须超越中西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当代中国的当下文化现象着手，建构与当代中国文化契合的原创性的文化理论，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化理论缺少“元话语”的局面。当然，我们也看到，近二十年来，国内有数量不多的一批学者不懈的进行着文化理论的营建。他们的研究意义非凡，但他们的研究又反映出上述不足与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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