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研究每个阶段都有其显著特征，并取得相互不可替代的成就。尽管研究者对每一阶段的特质及意义会存在许多不同看法，但仍可笼统地概括为新旧两部分。几千年的诗学研究，长短互见，踏上的路径也就不同。总体上是前人有益于后人，后人前进的脚步都要行走于前人蹚开的大小路径上。歧路是有的，而现代人的判断也未必全都准确，所以有时还要踏上新的歧路，走入另一些荒谬的方向。
一般来说，旧诗学的研究基本上侧重考证和训诂，新诗学则趋向赏读与审美。宋代诗学的审美意味就已很明显了，如《石门文字禅》《沧浪诗话》等。简单区分新旧会引发争议，但总的来说，越是后来越注重评议“诗”之本身。直到今天，新旧诗学仍然交织，比如新诗学仍有训诂与考证，在古音韵学、字源学等方面努力做出新的挖掘。后一种工作也是诗学研究的一部分，仍未穷尽，而且也是《诗经》的魅力之源。
新诗学以旧诗学为基础，除了提供知识的意义之外，还有其他意义。仅在这些方面，也不断有否定之否定，有重新开始的寻觅。旧诗学的基础意义，当在扫除阅读障碍。阅读障碍越来越少，直接的理解力就会越来越大。事实上只有在通畅的阅读中，审美力才会飞扬起来。那些基本的争执一旦尘埃落定，人的心思也就花费在纯粹的诗意上。有人可能讲，那些佶屈聱牙的考证，不也会滋生出新的兴趣，构成审美的一部分？当然如此。但无论如何，旧诗学立志于解决的大抵还是字与义的辨析，在这个阶段中，我们对于纯粹诗意的鉴赏总有更多的犹豫，审美的目光会变得涣散。所以到了清代和民国，关于《诗经》的研究更多转向语言艺术的方向，这是一种时代的进步。
也有人惋叹，认为渐渐移向的诗的审美，多少偏离了“经”的方向，或者说与“经”的方向开始分离。就此，新旧诗学成为“经”与“诗”的一种分野，结果造成粗陋的诗学。其实，严格意义上的“诗”和“经”是不可分离的，“诗”因“经”而变得崇高和神圣，闪烁出新的美学光泽。由于它更多地靠近礼法，靠近史学，靠近社会与政治层面的标准和刻度，所以就拥有另一种无可比拟的风致。然而尽管这样，它还是过分地社会化和道德化了。
在许多时候，诗要从圣驾上移步，走到更和蔼、更平凡的土地上，与各个时代、各个地域的活泼生动的人生展开交流。这时，一些灼热的心灵才可以更好地沟通。就“怦怦”跳动的心灵节拍来说，移出圣驾的诗才是与常人吻合的诗。古今相距遥远，但人情不远，欢乐痛苦、忧愁牵挂都在基本相同的人性框架里发生。对于《国风》中那些强烈的情感，那种绝望垂死的挣扎，谁又会感到陌生？这就是相同的人性。在深层人性上，我们完成了古今统一，完成了古汉语与现代汉语的整合，进入真正的深层解读：阻碍纷纷瓦解，留下的是鲜活不变的心灵之核。
我们可以预期：新诗学在未来还会无限扩大，而旧诗学却仍未终止。因为我们逐步还会有一些技术方面的发现，从《诗经》产生的那一刻到现在，这个过程就没有停歇：确立再推翻，推翻再确立，时而还产生一些学术或艺术的尖叫，它们交织一起，既不可避免又让人厌烦。故作奇锐之说，任何时候都无足轻重，是轻浮浅薄的部分。唯新是求当然是无聊的，强烈求新的心理是没有力量的，这恰恰与《诗经》的杰出品质相背离。“诗三百”率真而纯洁，具有那个历史时期所特有的朴拙意义。就此而言，对于古老语言文字的最基本认识，以及这个认识过程中所需的恳切与诚实，都还没成为过去。顽固而执着的指认还会发生，当然更多的还是要回到一种感动：对于卓异的文字艺术的深深沉浸。
（摘编自张炜《诗学的新与旧——读（诗经〉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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