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小世界
张炜
①说到北宋以及类似的朝廷官阔，古往今来不知令多少人感到神秘，而且还有那么多人想挣挤而入 ；最想不到的是当有人果真如愿以偿，一切将完全出乎所料：自己竟然跌入了一个阴暗污浊的、狭窄的小世界。从这一刻开始，他就要告别明媚的阳光和充沛的氧气，在一个特异而曲折的空间里享用和忍受，直至死亡。由于缺少照晒和新鲜空气，霉菌丛生的腐败是必然的，这从来不以某些宫廷人物的意志为特移。敏锐如苏东坡者，对此肯定有所觉悟，也必然有所超越。苏东坡多次请求外放，就是出自这种恐惧和痛楚。为了能够再次享受阳光、吹拂清新的气流、领略大江大河大山，他曾经奋力挣脱。作为一个地方官可以稍得舒缓，因为毕竟离开了朝廷，有一点自处的权能，多少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他能够建设和规划，兴办一些利国利民的事业。总之越是远离那个人造的大型蜂巢，就越是接近宽松之地，越是可以亲近美好的自然。封建宫帷之厚重狭窄，落满灰尘脏腻，这一切只有从远处回望，才能看得清晰一些。
②从宰相之位退下的王安石和苏东坡有过一次金陵相会，书上这样记载：“东坡自黄徒汝，过金陵。荆公野服乘驴，渴于舟次，东坡不冠而迎。”(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王安石经常穿着但野便服骑在驴子上，这已足够可爱。对比那个威赫严厉、大权在握的宰相，骑驴老人让人觉得特别亲切。衣冠不整的苏东坡也是一样。他们都经历过上层生活，在那场激烈的党争之后，多少人蒙难，又有多少人获宠。他们两人作为新旧党的重要人物，这次相逢该有多少感慨。
③当年的王安石是一个胜利者，身为宰相，手握生杀予夺大权，严厉而迅猛地推进新法，使司马光和苏东坡等先后遭难。就是这样一种对比鲜明的命运，一段激烈冲撞的历史，使他们的重逄变得奇异。出乎预料的是，这次相逢一个在驴上一个在舟中，两人分别下驴弃舟，双脚落地作揖问安，谈笑风生。这种人生场景实在稀少，仿佛一瞬间个人恩怨全部消失，剩下的只有人之常情，只有两个回归自然的生命。苏东坡当时还是一个戴罪之身，在同样郁郁不得志的骑驴宰相面前，如释重负。他们交换诗文，一同吟唱，话旧谈新，何等畅快。此刻置身于山水之间，周边是绿色，是喧喧鸟鸣和水流，而不再是厚重的宫墙，也没有毕恭毕敬的群僚和至高无上的皇帝。在那个权高位重之地，在密不透风的体制中，任何生命都被扭曲，像王安石这样清廉的能吏，像苏东坡这样抱负满满才华横溢的诗人，竟全无机会展露真实的自我。在那个阴冷的处所里，人必须全副武装和紧紧包裹，舍此便没有生存的机会。
④而今一切都变了，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步出了那个阴浊小世界。
⑤苏东坡主动要求离开京城，既是一种聪明，也是为了求善。在当时的“首善之区”汴梁，物质生活虽然丰足便利，但仍旧不是宜居之地。这里太喧哗太拥挤，而且积累了太多的阴谋与龌龊，有那么多的倾轧计谋，党派林立，利益交错，污浊不堪。这种生活销磨心性，浪费生命，终日庸碌没有尽头。我们从书中记载可知，苏东坡一旦离开，能够主政一方时，比如在杭州、密州和徐州任职期间，做了多少民生大事。他大兴水利，施政惠民，不必动辄掣肘生乱，能多少放手做一些想做的事情。当地生活也多姿多彩，颇为尽兴。总之苏东坡在那几个地方任职还是相当潇洒的，也算是一生最为得意的几个阶段。
⑥两种生活的对比使他深深地确认，疏离权力中心是多么重要。做一个近臣似乎威赫，实际却要生活在一种毫无光彩的阴影里。这里没有个人意志，更不能施展腾挪，偏离半步即有不测。如果走出宫墙，走得再远一些，才会看到另一番景致。尽管在外地为官也难以不管不同大干一场，但总比身陷朝宝得多。这里虽然不能实现更大的抱负，或许还能有所作为。近旁没有一双双阴冷的目光，这太重要了。人在一种盯视下生活，多么痛苦。
⑦“首善之区”说到底不过是权力和物质的聚拢，它悬在风雨来袭的枝丫上，其实不堪一击。为仕之人，难堪之处在于他置身“首善”感到痛苦， ；一旦远离也会悲伤，其至要开始无穷无尽的仰至怀念。这种矛盾古来皆然，鲜有例外。苏东坡的可贵之处在于多了一份清醒，远离后能够松弛下下来，留下一部部诗文佳作。他引以为荣的“三大著述”，大致也是在黄州之后的倒霉期写出来的，那时离善之地”就更远了。这之前很难做这一类事情，那时的富足、权利、威势、显赫，作为一种人生的假象，许多时候不过是一层装饰而已。那种“善”是一种伪善，是伪装和包裹。现实的苦难与生存被遮罩起来，隔在厚重的宫墙之外。一望无际的田野与丘壑之间有灵动的溪水，有葱绿的枝叶，有活泼的生灵，有天间烟火。这广阔天地间的生命繁衍不息的善，才是真善。
[注] “首善之区”：意思是最好的地方，指首都。
(选自2020年《美文》，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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