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的《文心雕龙》堪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巨著。其中关于诗的论述散见于该书的许多篇章中，就我所见，从中国诗歌的叙事传统来看，《文心雕龙》对诗的现实性、真实性的论述，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的认识。
现实性是儒家诗学的根本，这一“现实性”，其精神就是重实求真。抒情有“诗言志”，有“美刺”“比兴”，然抒情的“真”要与缘事、叙事相结合，方得以落实。《文心雕龙•明诗》以“诗言志”开篇，并将“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与“诗人性情”结合，导向对诗的思想性的要求。那么，情志又源自哪里呢？刘勰对此前的“感物”说进行改造和微调。比如在陆机那里，感物是“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落脚点在自然节序的变化，而《明诗》篇虽云“人秉七情，应物斯感”，然旋即将“物”转到历史和人事，这就将诗歌发生论从“感物”引向“缘事”。
在这里，缘事就包含着叙事，譬如《文心雕龙》多处引用大禹“九功而歌之”之事，《原道》篇云“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惟歌”，《时序》篇云“至大禹敷土，九序咏功”，均是先叙大禹功绩，再写“九序”之歌。歌因事起，事必有征，是刘勰对诗歌之发生及其功能、属性的基本认识。对于“事”，刘勰又看重其真实性。《宗经》篇明标诗文“六义”，就有“事信而不诞”，《辩骚》篇批评屈辞“托云龙”“说迂怪”之类的“诡异之辞”“谲怪之谈”，从反面确认诗文中“事信”的原则。这足见刘勰论诗求真务实的立场。
当然，真实性并不限于“事”，也是对“情”的要求，刘勰推崇“为情造文”，反对“为文造情”，强调“情深而不诡”，极其重视情感的真实性。而情感的真实性，又来源于诗人生活体验的真实性，最终还是和“事”相关。建安诗歌“志深笔长，梗概多气”，一源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时序》）的社会背景，二是文人集团诗酒唱和、指点江山，所谓“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与特定的创作环境和叙写内容有关。情真在于事真，尽管这“事”，未必就是“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现实，然社会现实作为创作背景，激发诗人的情感和抱负，在宴饮酬唱的日常生活中，表达和抒发出来，则是确定无疑的。《哀吊》篇论哀吊文，强调因情立文，而情又须符合人、事，能够“极其心实”。“幼未成德，故誉止于察惠；弱不胜务，故悼加乎肤色”，对于夭折之幼弱，无德行和功绩可言，就哀悼其聪慧和容貌。换言之，有德行功绩者，则须叙之以尽情实。“或骄贵以殒身，或狷忿以乖道，或有志而无时，或美才而兼累”，根据不同的情况，“追而慰之”。贾谊吊屈原，一方面由于切身的经历和体验，另一方面善于剪裁，“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选择事例精核，成为哀吊文的典范。情之悲喜哀乐及其浅深真伪，建立在具体人事之上，“情深不诡”以“事信不诞”为基础，相互依恃，方能相得益彰。
情、事的真实，最终都是通过文本体现出来，叙述至关重要。《文心雕龙》总体而言，是论各类文体之写作的。其对叙事传统的贡献，最重要的便是叙述方法、诗文的篇制结构等。因情立体，即体成式，事核言简，文资确切，等等，在文体论、风格论与创作论的相关篇什中，屡次被予以强调。叙述是情深、事信得以达成的技术手段。
从上述简单的梳理可见，事与叙事在《文心雕龙》里的重要地位，是建立在现实性和真实性这两大要素上的。现实性是儒家所特别强调的诗歌的重要功能，集中表现在“美刺”与“观风”上。真实性是现实性的前提，又与现实性相互交叉、融合。真实性包含事、情、景等的真实，但最终还是会落实到人、事。二者体现了刘勰论诗重实求真的原则，导源于刘勰崇儒宗经的文学观。
（摘编自李翰《<文心雕龙>论诗重实求真及其对叙事传统的贡献》，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