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我国史籍中保存了极为丰富的人口资料。先秦时期人口在两千万左右；西汉平帝时约五千万；东汉初二千七百余万，东汉中期约五千万；唐初一千万，开元时五千万；明朝永乐时四千五百万；清初三千万，清乾隆初年时一亿四千万，道光时四亿一千万……秦派军队征服了珠江流域的越族后，在那里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三个郡，同时迁移中原居民五十万人与越族杂居，中原的铁器和先进技术也随之传入越族地区。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率鲜卑贵族南迁并定都洛阳，使得拓跋部这个文化程度较低社会发展落后的部落逐步完成了封建化的过程。唐末以后许多中原人民迁到契丹境内；南宋与金对峙时期，大量北方居民南迁。
——摘编自王春香《浅谈中国古代人口的变化和人口迁徙》
材料二：魏晋统治者为了扩充军队，增补劳动力，通过强制和招引，迫使匈奴、羯、氏、羌、鲜卑5个少数民族向南迁徙，史称“五胡内迁”。自西晋末年至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罕见的“北人”南下现象，《晋书•食货志》就此写道：“晋末，天下大乱，生民道尽，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馑，其幸而存者盖十五焉。”在三国两晋南北朝，一度存在多个相互敌对的政权，每个政权的内部又存在多个敌对势力，“胜者为王败者寇”，流人也便随之多了起来。大批流人被迫迁往偏远地区，在当时自然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但从另一角度看，对流放地区的发展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如三国时期的虞翻，曾被流放到交州。史书上说，他在那儿“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
——摘编自李春光《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流动（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