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我国史籍中保存了极为丰富的人口资料。先秦时期人口在两千万左右；西汉平帝时约五千万；东汉初二千七百余万，东汉中期约五千万；唐初一千万，开元时五千万；明朝永乐时四千五百万；清初三千万，清乾隆初年时一亿四千万，道光时四亿一千万……秦派军队征服了珠江流域的越族后，在那里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三个郡，同时迁移中原居民五十万人与越族杂居，中原的铁器和先进技术也随之传入越族地区。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率鲜卑贵族南迁并定都洛阳，使得拓跋部这个文化程度较低社会发展落后的部落逐步完成了封建化的过程。唐末以后许多中原人民迁到契丹境内；南宋与金对峙时期，大量北方居民南迁。
——摘编自王春香《浅谈中国古代人口的变化和人口迁徙》
材料二：魏晋统治者为了扩充军队，增补劳动力，通过强制和招引，迫使匈奴、羯、氏、羌、鲜卑5个少数民族向南迁徙，史称“五胡内迁”。自西晋末年至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罕见的“北人”南下现象，《晋书•食货志》就此写道：“晋末，天下大乱，生民道尽，或死于干戈，或毙于饥馑，其幸而存者盖十五焉。”在三国两晋南北朝，一度存在多个相互敌对的政权，每个政权的内部又存在多个敌对势力，“胜者为王败者寇”，流人也便随之多了起来。大批流人被迫迁往偏远地区，在当时自然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但从另一角度看，对流放地区的发展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如三国时期的虞翻，曾被流放到交州。史书上说，他在那儿“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
——摘编自李春光《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流动（三）》
材料一：孔子论政，立行仁与正名二要旨。前者得孟子而大申，后者经荀子而更备。孟子承其教而发为“仁心”“仁政”之论，其说遂愈臻详备。仁心之起，源于性善。至荀子复攻孟子，一反其说，以为人生而有好利，嫉恶之心，耳目声色之欲。性恶之说既立，则礼之必要，不待深辨而已可知。
——摘编自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
材料二：“朕（唐太宗）举贤者，非朕独私，以能益百姓也。我于宗室故人，苟无能，终不得任。”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故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
——引自《新唐书•杜正伦传》、《贞观政要》
材料三：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式。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材料一：秦的统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大一统”政治时代。从此以后，由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对各地施行有效的政治管理，揭开了此后封建王朝的帷幕。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二：汉武帝元朔二年，梁王、城阳王提出：愿分部分国土与其弟。武帝立即批准，并下诏“诸侯王分与之弟邑者”，朝廷均予批准，规定诸侯王除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诸子都可在王国范围内分到封地，作为侯国。这一诏令的实行，“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结果“则王子无不封侯而诸侯益弱矣”。
——摘编自林剑鸣《秦汉史》
材料三：宋朝的发展轨迹上，承载着晚唐五代以来太过沉重的历史教训。“祖宗之法”立意于防范“意外仓促之变”，以制度的平缓调适来保证政治的稳定。这一方针，有效杜绝了内部的重大变局，使得宋代以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通过兵变或所谓“禅让”等方式篡取中央政权而成功者，也没有发生严重的地方分裂割据局面。防范纤悉的小心与牵制，一方面使这一朝代政治上步履蹒跚，因而难免“因循”之讥；另一方面，却也出于对“防弊”的重视，使其制度建设颇为细密，且调整变革不断，渗透出务实与创新的精神。
——摘编自邓小南《创新与因循：“祖宗之法”与宋代政治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