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我们中国，两千多年前所倡导的“乐教”“诗教”就蕴含美育的基本内涵。西周时期，礼乐便纳入当时的学校教育。后来朱熹在《诗集传序》中对此作过描述：“昔周盛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于乡党闾巷，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故以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可见周代统治者已经重视诗、乐（艺术、审美）对民众的心灵教化作用，用在保持民风淳朴、国泰民安。《乐记》就已强调乐教因人的本性而进行心灵疏导以产生潜移默化的感染功能，“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这正体现了那个时代所要求的艺术教化即美育的效果。到王夫之，又继承上古以降的“习与性成”思想，指出，“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目日生视，耳日生听，心日生思”，强调日常生活（无疑包括艺术、审美）和习惯对人日积月累的长期感化、教育作用。
当然，直到上世纪初，蔡元培、梁启超和王国维等人才借鉴西方，追随时代要求，逐步建立起中国现代的美育观。力倡现代美育的第一人蔡元培1901年在《哲学总论》一文中率先引入“美育”一词，他反复强调，美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又说“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美育之目的，在陶冶活泼敏锐之心灵，养成高尚纯洁之人格。”对美育陶冶、塑造人们美好心灵的目的、功能作精辟、深刻论述。梁启超是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的另一位先驱，他认为美育是一种“趣味教育”，一种“拿趣味当目的”而不是当“手段”的教育；他把“美育”称为“情感教育”，强调其动之以情的特性：“情感教育的最大利器就是艺术，音乐、美术、文学这三件法宝，把‘情感秘密’的钥匙都掌住了。”揭示出美育是借助艺术，通过打动人们情感、滋润人们心田而达到教育、感化人的目的。现代美育另一位开创者王国维则把美育理论较为全面地介绍到中国来。1903年王国维发表《论教育之宗旨》一文，将美育与德、智、体三育并称“四育”；他提出实施美育，以促进国民的高尚趣味和健康情调，发展国民的新精神。他也认为美育是情感教育，说美育“即情育”也，“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情感发达，以臻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和知育之手段，此又为教育者所不可不留意也。”他既充分肯定美育能陶冶人的性灵，丰富、发展人的情感，培养人们的审美鉴赏力和创造力，又没有过分抬高美育地位，而认为美育能促进德育和智育的实施和发展。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的三位先驱者对美育的认识和界定不一定全面、完善、准确，但为我们确立美育以塑造人们美好心灵为根本宗旨，这一点现在仍然没有过时。
（摘编自人民日报《把握美育内涵塑造美好心灵》）
材料二：
“德美育”体系的建构是实现新时代“五育并举”的重要举措。如果说，德育可以为时代新人的培育提供方向引领及价值根基，美育可以为时代新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审美底蕴，基于两者深度交融而建构的“德美育”体系则能够引领时代新人达至心灵美善的至高境界。
“德美育”体系是以生命为视域去研究道德、审美及教育，而不是以德育美学的学科视域去规约生命活动。“德美育”体系在新时代学校教育的育人使命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学理价值及操作指导意义。首先，在学理层面，德融于美之中，有益于解决学校德育领域内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实效低下。其次，在实践操作层面，以生命实践美学的思路来设计、优化学校德育课程体系及教学体系，具备很好的实践操作价值及创新价值。“德美育”体系建构的核心，是落实“美善相携”的课程体系、教学体系、评价体系，培育师生情感关怀共同体，落实基于生命美学的学校道德情感美育。
“德美育”体系具有时代使命：
首先，“德美育”体系基于生命本体论，通过培育时代新人的心灵美善与博大胸怀来彰显其时代使命。“德美育”体系强调由坚定的理想信念、炙热的爱国情怀、高尚的品德修养、纯美的精神境界融为一体的完整人格。“德美育”体系不仅是一种新的课程体系，而且是一个更高境界、更大视域的生命成长体系。这是一种基于中国文化自信的美学境界，强调博大的胸怀、格局、视野，强调深层次的人性浸润及心灵自由。
其次，“德美育”体系是对“德育美学”的学科超越及时代超越。此前，“德育美学”是德育与美育交叉学科的重要课程形态，其重心在于德育，目标是发掘德中之美。当前，德育与美育的学科交叉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德育美学”的学科任务不能再局囿于德中之美的发掘，而应更加侧重时代新人的精神浸润及心灵美善的内在成长。
再次，“德美育”体系的时代使命，将从外在的课程开发，上升至生命价值的自主美学建构，以及道德审美境界的内驱生成。对于时代新人的学校培育及自主成长而言，“德美育”体系不再是外在规约，而是自主建构，是自身价值主体性的充分彰显及生命美学的主动追求。
（摘编自光明网《“德美育”体系的时代使命及其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