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5—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的世界是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西欧和日本商人用白银购买中国的生丝与丝织品、瓷器、茶叶、蔗糖，西欧商人把东南亚香料等产品输往中国，这成为当时东亚乃至世界主要国际贸易模式。由于中国“银荒”，福建海商携中国商品蜂拥至马尼拉，交换墨西哥白银。基督教以澳门等地为据点，形成网状基督教文化圈，引入西方商贸习惯、通用语言、技术知识等。对于明朝来说，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方强权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开始动摇中华朝贡体系为基础的东亚国际秩序。晚明（16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中叶）中国所遇到的危机并非偶然，而是世界史“17世纪总危机”的一部分。
——摘编自李伯重《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
材料二：葡萄牙人获得澳门贸易许可后，澳门的转口贸易把中国卷入全球贸易网络之中，使中国经济首次面对全球经济的新格局，晚明历史大变局的帷幕慢慢揭开。西班牙人的东来，大大拓展了历史大变局的深度与广度。稍后来到远东的荷兰人，建立了统一的“联合东印度公司”。西欧列强及其殖民地无法用香料等初级产品与中国工艺精良的高级商品在贸易上达成平衡，必须支付巨额白银货币，西方学者将其概括为“丝—银”对流。巨额白银资本的流入，刺激了太湖流域及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市场机制日益完备。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三：明朝加重了江南的田赋征收，同时规定征收一定数量的丝绢实物。明朝后期，嘉兴所辖濮院镇“机杼之利，日生万金”，吴江的盛泽镇“居民稠广，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仅丝绸牙行，约有千百余家”。江南官营织机有3500台，民间已超过万台。明后期废除了匠户和徭役制度，丝绸机户有机会积累原始资本，扩大生产，机户郑家就有“织帛工及丝佣各数十人”。
——摘编自李绍强、徐建青《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明清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