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不是一部死板的记述的历史,而是一部生动的批判的历史。《史记》中到处可以看到司马迁大胆地进行历史批判,他指斥君王,贬抑权贵;歌颂“叛逆”,同情贫弱;他揭发历史的黑暗,抨击人类的罪恶,用敏锐的目光,正义的观感,生动的笔致,纵横古今,褒贬百代。司马迁执行历史批判有四种形式,一用标题,二用书法,三于叙述中夹以批判,最重要的是各篇之后的专评,即“太史公曰”。
用标题执行批判的例子。如列项羽于本纪,列孔子、陈涉于世家;范蠡本是越国的大夫,因为他曾“治产利居,与时逐”,所以不列入官吏,列之于货殖;子贡本是孔子的门徒,因为他“废著鬻才于曹鲁之间”,故不列于儒林,列之于货殖。对于一般的人物列传,以其人之名为标题;而独于刺客、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等则以其人之行为标题,暗示作者抑扬之意。用书法者,如书孔丘则不名,曰:“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书孟、荀则直称其名,曰:“孟轲,邹人也。”“荀卿,赵人。”书老、庄亦不名,曰:“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庄子者,蒙人也。”书孙武,则在名与不名之间,曰:“孙子武者,齐人也。”这样的书法正是不说话的批判。不书名表示司马迁对其人的最大尊崇,书名表示对其人并不如何尊崇。《史记》有在叙事中夹以批判者,《晁错列传》末载邓公对景帝之语曰:“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这是借用他人的言语在叙事中兼示批判。
“太史公曰”是司马迁负责的批判,也是《史记》的灵魂。司马迁“贬天子,退诸侯,斥大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执行他对历史人物的批判。司马迁借贾谊评秦始皇曰:“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评二世曰:“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司马迁不但对前代帝王有贬辞,对本朝帝王乃至对他的当今皇帝亦有微词。如《叔孙通列传》中评汉高祖曰:“夫高祖起微细,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这就无异说,刘邦“谋计用兵”以外,一无所长。司马迁在《封禅书》中讥讽武帝惑鬼神,求神仙,迷巫祝,信方士。而陈涉在封建统治者看来是一个叛逆,司马迁把陈涉的起义比之汤武的革命、孔子的作《春秋》。他在《陈涉世家》中说:“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竞亡秦,由涉首事也。”又说陈涉起义之时,虽圣人之徒,也去参加他的革命。
从以上的评语可以看出司马迁之所善与所恶,所贤与所贱,所是与所非;《史记》不仅是为了叙述历史,而且是为了批判历史;司马迁作《史记》不是为了清算古人,而是为了要从古书中找出一些历史教训,教育与他同时并世的人。他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这是他作《史记》的用意。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批判,有些不合于封建的教条,所以班固批评他说:“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而刘向、扬雄等皆称“迁有良史之才,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摘编自翦伯赞《司马迁的历史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