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社会治理》记者：我国脱贫攻坚取得重大胜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出台了哪些关键性扶贫政策？
章文光（国务院扶贫项目检查负责人）：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伴随着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我国扶贫工作在不同历史阶段制定了符合国情的政策措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把扶贫事业摆到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先后就扶贫开发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方针政策。这一系列政策涉及扶贫开发的重点任务、制度保障、体制建设、实施路径等，并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政策体系，是对以往扶贫开发战略的丰富和发展。中国之所以能够在扶贫领域取得成功，主要得益于制定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和脱贫攻坚战略。此外，全国各地要按照“中国的脱贫标准”精准发力补短板，打赢脱贫攻坚战。党的十八大以来，每年中央一号文件几乎都对扶贫工作进行了部署。整个“十三五”时期间，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规模推进脱贫攻坚，每年就打赢脱贫攻坚战召开重要会议，针对不同阶段面临的不同问题，部署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力度之大、规模之广、成效之显著，前所未有。
《社会治理》记者：脱贫攻坚的重大胜利，彻底改变了贫困地区的面貌，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提高了群众生活质量。您认为贫困地区的人民群众得到的最大实惠是什么？
章文光：贫困地区人民群众得到的最根本实惠是“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收入达标、不愁吃不愁穿、卫生医疗、义务教育、住房保障，这些在现实中都已经实现。云南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饮水问题可能比住房问题更严重，这些地区千年来靠天吃水，储备雨水饮用，缺水、卫生问题非常严峻。国家投入很多资源，包括大量的资金、技术的创新，把洁净的饮用水泵引到山上，千年来没有解决的生产生活用水问题，现在已经全部解决，群众从中得到的实惠不言而喻。贫困地区人民群众还得到了“溢出性实惠”。从某种角度上看精准扶贫可以理解为财富的再分配，在再分配过程中会产生“溢出效应”。比如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实现的移风易俗，人民群众就得到了很多实惠。致贫原因是多方面的，因婚、因丧也是致贫原因，在农村流传着“一个媳妇半条命”“一场丧事两头空”的说法，尤其是在民族地区，婚丧嫁娶请客吃饭连续几天，就吃空了吃穷了，还因此借外债，从而导致贫困。在精准扶贫过程中，通过组织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活动等举措，实现了移风易俗，现在因婚丧致贫的家庭已经很少。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贫困地区人民群众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得到了额外的、溢出性实惠。
（选自访谈《中国脱贫攻坚的伟大成就和未来展望》，2021年1月《社会治理》）
材料二：
2020年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中国将有1亿左右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书写了世界反贫困史上的伟大传奇。
首先，脱贫攻坚战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中国贡献，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开展减贫树立了“标杆”。从减贫速度看，中国明显快于全球。在中国精准扶贫的实践中，政府是贫困识别、贫困干预、贫困退出以及脱贫成效评估等减贫全过程的主导性主体。在脱贫攻坚战中，中国政府加大财政专项投入，通过“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多层级政府间合力协作制度安排提升政府扶贫整体效能，激发并形成扶贫合力，不断完善政府、市场、社会互动以及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联动的大扶贫格局，凝聚摆脱贫困的强大动力。中国政府发挥减贫主导作用为全球应对经济增长带动减贫普遍弱化的挑战树立了典范。
其次，中国精准扶贫方略的成功实践，为解决贫困治理一系列世界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按照精准扶贫方略的顶层设计，中国逐步形成和完善了自上而下（指标规模控制、分级负责、逐级分解）与自下而上（村民民主评议）相结合的精准识别机制，对国际减贫瞄准方法的完善具有积极意义。围绕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四个问题构建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落实的工作机制，为解决一系列贫困治理难题提供了方法。此外，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不仅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也强调要发挥脱贫主体的能动性，“智”“志”双扶，从而激发脱贫内生动力。其中包含的内源式扶贫、合力扶贫、制度扶贫等理论及实践，对于为国际贫困治理理论创新提供了借鉴，对于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摆脱贫困的进程具有重要作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高度肯定中国的减贫方略，他指出，“精准减贫方略是帮助最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中国已实现数亿人脱贫，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摘编自黄承伟《中国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历史意义与世界贡献》，2020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