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宋代科举制实行复试、殿试制，以及考官锁院制，推广世家子弟、考官亲属的别试避嫌法，推行封弥、誊录法。无论是官宦子弟，还是庶族地主、殷富农民、工商子弟，凡是"稍具文墨"的读书人，都可以应举入仕。唐代科举考试录取后，只取得做官的资格，还须经吏部考试合格后搜予官职。而宋代进士录取后，不仅可以直接授官，而且升迁迅速，“第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辅"，"名公臣卿皆由此选"。两宋通过科举共取士115427人，平均每年361人，约为唐代的取士人数的5倍。
——摘编自郭学信《士与官僚的合流：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的确立》一
材料二：到18世纪，西方人对科举的了解更为全面，用法文和英文出版的谈及科举制的书籍出版量很大，就连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一代哲人对中国政治制度也赞扬有加。到19世纪，尤其是中英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西方人眼中已不再神秘，声望一落千丈，一切都落后原始，但惟独科举制例外。当时，欧美各国文职官员的选用实行政党分肥制，导致任用私人带来结构性的贪污腐败，使各种无能之辈充斥于政府之中，因政党更迭而大批撤换行政官员还会引起周期性的政治震荡和工作连续性的中断。1884年，英国人密迪乐指出，“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科举考试制度的优点和中国政府的榜样已导致了欧洲和美洲一些最开明的国家采用这种方法以提高其文官的效率。"这是在英国于1855年试行并于1870年全面推行文官考试，以及美国于1883年开始采用文官考试制度后做出的评论。
——摘编自刘海峰《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