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牛本是一项谋生的技能，而庄子笔下的庖丁解牛却升华为精妙的艺术表演。庖丁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技者，技术与技巧也；道者，内在规律也。人只有领悟内在规律、顺势而为，才能在行动中表现得天机自运、出神入化。文艺创作境界之高下，往往与创作者重“技”还是重“道”密切相关。
诗有诗法，画有技法，对创作者来说，掌握“技”并不太难，只要勤学苦练，便能驾轻就熟。而“道”的境界，则绝非常人所能企及，它需要极精微的感受、极透彻的洞察、极忘我的投入，即所谓“不疯魔，不成活”。就文艺作品而言，“技”表现为形式、工巧，“道”表现为内涵、神妙。同样写夏景，“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是“技”，“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则入“道”；同样是画“深山藏古寺”，在重峦叠嶂中露古刹一角是“技”，老和尚以瓢舀泉水入桶则为“道”……
究竟如何超越“技”的层面，抵达“道”的化境？重视美育是一条切实的路径。蔡元培说：“美育者，应用美学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美育以情感为核心，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使人们具有美的理想、美的素养，具有欣赏、创造美的能力。我国传统文化里儒、道、佛三家，审美旨归总体上都是“和谐”。儒家侧重人与人关系的和谐，道家侧重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佛家侧重人与自我内心关系的和谐。雅正、飘逸、宁静之美，表面上各有不同，但究其实质，皆为“和谐”。仁爱、宽恕、谦恭、诚信的道德追求，对立统一、周而复始的圆形思维方式，刚柔并济、阴阳相生的强身健体之道，一同滋养华夏民族的身心与情感，化育“文质彬彬”的完美君子人格。先学做人，后学为文，有坚实的“美育”作为基础，“美术”方能事半功倍、水到渠成。
那么，艺术创作之“道”，当如何体察、如何感悟？“道”蕴藏于广阔的社会生活深入体察民生民情，努力开阔视野胸襟，作品才会有深刻的内涵与蓬勃的生命力。生活，是创作的“源头活水”，有了它，才情方能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一代有一代之文艺，无论形式，还是内涵，都会随时代的发展而更新、嬗变，只有投身于时代洪流，感受时代的风云变幻，才能产生充沛、澎湃的激情，才能创作出有血有肉的动人篇章。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时代风貌，引领时代风气。在阔步走向民族复兴的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要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就要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道”蕴藏于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遗产。要多读多学，从中汲取丰厚的营养。一切文学艺术都离不开孕育它的文化传统。歌德曾说：“每逢看到一位艺术大师，你总可以看出他汲取了前人的精华，正是这种精华培育出他的伟大。”一个人的品格、修养、才思，离不开前人作品的潜移默化。只有善于从前人的精神财富中汲取营养，才能强大自己的心灵、高尚自己的品格、丰沛自己的才情、敏锐自己的艺术感受力与表现力，创造出与伟大时代相匹配的“大艺术”。
文艺创作，离不开“技术”的训练，但更得益于“道”的体悟。
（摘自赵海菱《文艺的“技”与“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