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一九二八年，傅斯年缔造了中研院史语所这一现代学术机构。傅氏反复强调，该机构之建设，就是要与传统的“抱残守缺”式的国故研究划清界限，“扩充材料，扩充工具”则是史语所的旨趣所在。傅斯年坚信，“史学的对象是史料”，或者说，“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考古学在提供大量“新材料”的同时，也发挥着“新工具”的功能，从而在相当的程度上满足了傅斯年“要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之愿望。
史语所成立伊始，傅斯年即聘李济为史语所考古组主任。李济深谙以“精密的方法”发掘出的地下古物才具有科学价值的道理，并将田野考古的职责定义为“用自然科学的手段，搜集人类历史材料，整理出来，供史学家采用”，他的这一理念简直就是对“扩充材料，扩充工具”的具体诠释。随后，梁思永从哈佛毕业回国加盟史语所，作为中国第一个专攻考古学的学者，他几乎以一己之力规范了考古学研究的三个关键步骤——资料采集、资料整理以及资料研究。可以说，中国考古学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一门用新方法获取新材料来研究中国“老问题”的学科。从这层意义上讲，它是典型的“西学在中国”。
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史语所考古组连续在殷墟进行了十五个季度的发掘，除了那些刻字甲骨、刻花骨片和白陶等精美之物，殷墟的“基本材料仍是那极多极平常的陶片、兽骨等”，但李济却信心满满地展望，“在这种材料上我们希望能渐渐地建筑一部可靠的殷商末年小小的新史”。从这层意义上讲，古史重建堪称中国考古学的“初心”。
几乎在傅斯年创办史语所的同时，曾经留学法国的哲学学者徐旭生也投身到古史研究的队伍中来。徐旭生主张历史研究不能“专在斗室故纸堆中绕弯子”，因此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下创设了考古组，排除种种国难在陕西开展考古工作，意欲寻找“丰镐、咸阳、犬丘、岐下、平阳、雍，及汧渭之会”等周秦都邑，并最终选择宝鸡斗鸡台遗址进行发掘。徐旭生和他的学生苏秉琦相信，一部理想的中国上古史必须将文献、传说和造物三种材料综合运用来书写，并且坚信“将来必有一天，我们可能根据丰富可靠的地下遗物、遗迹和考古学的成就，来描述中华民族的史前文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苏秉琦晚年完成的重要著作《中国远古时代》和《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是真正意义上扎根于考古材料的古史重建，他由衷地感慨这是“六十年圆一梦”。
但并非所有学者都主张中国考古学应该以古史重建为学科使命，张光直就不无遗憾地表示，如果中国考古学家最初是在周口店、仰韶或其他史前遗址而非殷墟进行大规模发掘的话，那么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可能会从历史学的范围中走出来，而与自然科学做比较密切的结合。而在另外一些西方学者眼中，中国考古学更是沦为“维护传统”的“证史工具”，这无疑是误解了中国考古学的史学倾向。
如上所述，中国考古学的两个源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和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考古组的创办者在学科萌芽之际即勾画出强烈的古史重建的愿景。第一流的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一直胸怀大志，立意高远，“建体系”“修国史”，都堪称是在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中国续篇”，中国考古学何尝仅仅满足于“证经补史”呢？中国考古学的当务之急其实是如何“不忘初心”，牢记学科使命，为重建系统可靠的古史贡献力量，避免学科研究陷入碎片化、技术化的泥淖。
（摘编自孙庆伟《考古学如何与“中国”结合》）
材料二：
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离不开历史学的坚强支撑，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比如，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许多重大考古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认识，极大地促进了对史前文化发展整体格局和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各地区互动关系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多元一体”“区系类型”“重瓣花朵”“中原中心”“相互作用圈”等多种模式。其中如果没有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没有历史学家长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与实践探讨，这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仍然不能说古史传说都是信史，也不能说考古发现把古史传说一一证实了，但毋庸置疑，与传说时代大体相当的考古学文化存在、实物支撑应该是没有疑问了。
我国考古学界在夏商周三代考古上取得了十分杰出的成就，但这些成就依然有赖于历史学对其内涵的深入分析与挖掘。历史学对考古学的支撑同样也表现在秦汉考古上，秦汉是我国封建社会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的初创时期，历史学通过对大量简牍文书、皇宫遗址、皇室贵族官僚墓葬的考古资料解读研究，有力支撑了这些考古发现的重大意义与价值，赋予了这些考古材料的历史学价值。今天，不能设想离开秦汉考古的秦汉史研究，也不能设想离开秦汉史研究的秦汉考古学，二者互为基础。
（摘编自卜宪群《推进历史学与考古学融合发展的思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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