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还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近日，这一争论冲上了微博热搜。当现实课本和古籍上都记录着“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时，许多认定其是“斯人”的网友除了匪夷所思、大为震惊外，或许还有“穿越”回中学翻翻语文书并亲自确认一遍的冲动。
经考证，不同版本的教材竟然也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差异。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编辑部回应称，自该出版社1961年首次收录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文章以来，一直采用“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的文本；而冀教版教材却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斯人”与“是人”两种说法并存于历经严格编辑和审定的教材中，是客观事实。
那么，两种说法孰是孰非？中华文化浸明浸昌，文脉悠长，流传下来的典籍不可胜数，经过历朝历代大范围地抄录、转载、著录，同一篇文献在不同典籍中可能存在不小的差异。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唐诗名句“黄河远上白云间”，在明代著作《唐诗品汇》中却作“黄砂直上白云间”；更为人所熟知的《静夜思》《悯农》也存在差别较大的“非主流”版本。在我国文化中类似的“斯人”与“是人”之争，实际上屡见不鲜。
问题的核心或许不在于“谁更正确”，而在于该如何认识这种普遍存在的变化。须知，文化不是静止不动的“死物”，语言文字每天都在流变与发展当中，生机勃发。两千三百年前孟子著书之际，我国文字实质上并未统一，无论“是人”或“斯人”，其实都是经历了中华语言大变革洗礼和改造之后，被“抛光打磨”的产物。试图在文化演变当中寻找绝对正确的“唯一真理”，无异于刻舟求剑。
从另一角度来看，人类历史上有不少语言沦为只能识别，不能运用的“死语”，才真正陷入了只具备考证价值，而无应用或改变可能的悲哀境界。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孟子》在两千多年后仍然被人们广泛引用，不断参与到语言流变的进程中，这是中华文化具有持久生机和活力的佐证。因此，“斯人”还是“是人”的“正统”争论之声，恰恰是中华文化的强健心跳。
我们应该认识到，文化是人类交流使用的符号中介，其本质在于运用，而不仅是背诵。李海峰教授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语言文字流变加快，许多词语都在加速变化，以适应新的语言发音习惯。“斯人”在发音便捷程度上较“是人”有优势，也更具备“古韵”，很可能因此获得了大众青睐，造成了异于主流教材版本的“集体错觉”。这是文化变迁的大众民意选择，并非简单的谬误。
回归问题的本质，“斯人”与“是人”之争，并非大众记忆的“错漏”，而是富有活力的中华语言在近现代社会正常变迁的结果，是语言文明流变的一次“被目击”。传统文化不是已然作古的“死文化”，而是现代中华文化的根本和“来路”，它与中国人今日的生活融为一体，不可分割，自然也会随着现代生活的发展日新月异。
因此，我们不能抱着“唯一真理观”，死守三坟五典中“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说辞故步自封。
《礼记·大学》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发扬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应该在严谨考证、完好保留、坚持扬弃的精神指导下，悦纳文化生长中产生的分歧和枝丫，鼓励理性争论，保养传统文化在当代继续发展创新的土壤和空间。
（选自《“是人”“斯人”之争》）
材料二：
既然“斯”与“是”的意思区别不大，是否还有必要较真呢？当然有必要。中学语文老师对于古文学习经常是“锱铢必较”，背诵默写一个字都不能错，这也是今天网友能够展开论辩的基础。对“斯”与“是”的较真，未尝不是中学语文学习习惯的延伸。当然更多的，还是出于捍卫经典原貌的本能，是对“是”的探索，是对“真”的重视。有网友为了找出“斯人”，大量翻找古籍刻本、教材教辅，甚至连汉语语料库都查了一遍。有疑惑就找证据，有问题就找答案，这种 “较真”的意义，其实已经超越对“斯”“是”二字的区分。历来诗人学者都注重推敲文字，汉语博大精深，每个字都有其特定的用法、丰富的含义，一字之差常常谬以千里，对“斯”“是”的辨析，是考据传统的继承，也是求是精神的传承。
在网络时代，求是精神显得尤为重要。在网络传播中，以讹传讹的情况十分多见。比如最近某影视剧中一句“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大为流行，但原句是“朔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还有不少网友对多音异形的字望文生义，张口乱读、随手乱改、误用错用，伤害了字词原本的意蕴，亵渎了汉字文化。汉字有其严肃性，咬文嚼字既要凭考据说话，还要辨其含义。字斟句酌中不仅辨了字形，也能够让人重新审视古文之美。
一场“斯”“是”之辩，恰是求“是”之辩。带着思考读文章，带着质疑看问题，论辩之中，自有真意。
（选自《“是人”“斯人”之辩，体现求“是”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