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词原本是当时为了配合流行乐曲而填制的歌词，多用于公私宴饮、市井娱乐，即为了“应歌”与“佐欢”，故被称作“艳科”。而诗的表现疆域是无比广阔的，只要是“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等一切外界事物，只要为诗人“耳目之所接”，并且“杂然有触于中”，就都可以“发于咏叹”。苏轼彻底冲破了词为“艳科”的牢笼，把词从相思眷念、儿女情长的樊篱中解救了出来，将其引向更广阔的表现空间，“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写”，政治情怀、报国壮志、民生疾苦、农村生活、朋友情谊等等全部涵盖进去。
苏轼之前，无论是花间词派的“婉丽绮靡”，还是“一冯二主”的亡国之音，其实风格都大同小异，都没有摆脱“香软”、“婉约”的限制。严肃的题材和崇高的格调，似乎是词体所不能承担的。苏轼认为词只有像诗人的诗歌那样雄豪，甚至干脆就是诗人之诗，不过句子尚须保持长短不齐，才不再是“小道”。如《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将诗中常见的乱石穿空、江水拍岸等广阔壮美的意象写入词中，以一个诗人的敏感，捕捉到一股豪放之气，一洗脂粉俗气。这就打破了“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大大提高了词体的表现力。
苏轼之前的词，大多是应歌而作的代言体，词有调名表明其唱法即可，所以绝大多数词作并无题序。苏轼在词中与诗一样大量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使词的题序和文本成为有机的统一体。如《水调歌头》的题序，交代了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丰富和深化了词的审美内涵。大量典故入词，使词既可以浓缩性地叙事，也可以曲折深婉地抒情。《江城子·密州出猎》用孙权射虎的典故来替代性地概括作者射猎打虎的过程，用冯唐的故事表达了作者的壮志，又蕴含着自身怀才不遇的隐痛，增强了词的历史感和现实感。
词最初只是用以演唱的“曲子词”，诗的地位要高于词，词要合乐、谐律。苏轼突破了音乐对词体的束缚，把它由一种依赖音乐传播的歌词变成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如他的《蝶恋花》，按照词律，这一词牌本为双叠，上下片各四仄韵，字数要相同，节奏要相等。而这首词因为前后感彩不同而节奏各异，不能说是词牌本色，一定是受到了移诗律以填词的影响。有人认为苏词“不协音律”，其实苏轼并非不懂音律，当他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与音律之间产生冲突时，他会对音律作调整，以适应内容的表达。
（选自《苏轼“以诗为词”的表现》，有删改）
材料二：
从维护词体的独立地位，使其不至于流于诗、合于诗的动机出发，当时便有人反对苏轼这种“以诗为词”的做法，如陈师道指出其“虽极天下之工，而要非本色”，李清照更言苏词“皆句读不葺之诗”“往往不协音律”。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欲采用此种文体进行创作，必先具有一种与此种文体“要眇宜修”的特性相吻合的悱恻幽约的情思，才易于发挥词体的特长功能，才可能创作出本色当行的精美词作。唯有天生具有此种心性与情思，因其心境常与词境相合，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纯粹的词人。秦少游灵心悱恻，善怀多感，故其词极具倩美神韵，本色当行。而以此种情思为诗，诗亦不免沾染上词的色彩，而招来“女郎诗”、“诗似小词”之讥。与之相反，苏词则被称作“男性的词”，“小词似诗”，盖其所欠缺者，亦即秦观所深具者也。从根本说来，唯有性格情思与一种文体的特性相吻合者，才能成为这种文体本色当行的作家。而苏轼“以诗为词”，不能成为当行本色的词家，其内因正须由此寻出。
晁补之说：“眉山公之词短于情。”所谓“短”者，应即在上述缠绵不解之一种。对于苏轼来说，决定了他缺乏缠绵婉约的情感的，正是他所特具的那种“苏轼式”风韵。何谓“风韵”？就其实质而言，实乃心性品格的外在体现。心性品格，则又为先天素质和后天修养所共同形成。由于苏轼吸收了儒家善处穷通、乐天知命，道家清静恬淡、逍遥齐物和佛家随缘而适、随遇而安的哲学观和人生观，再加上他浸心艺文的愉悦感和博学多识的成就感，以及具有充盈而溢的天分、才气，这便造就了他潇洒超旷的心性气质。苏轼的词中不仅有爱国之情、思乡之情、手足之情，而且同样有夫妻之情和男女之情。但即使在通常说来最容易产生柔婉深微、悱恻缠绵的情感的后两类作品中，他所表现出的仍然无不是那种一以贯之的“流行坎止”的洒脱情怀。这正是由其通脱的性格决定的。人们熟悉的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能够证明这一点。他所偏好，所择取者，在那开阔的气象、高远的意境、随意挥洒的笔法、直率透彻的格调。因为唯有这些，才与他那潇洒超旷的性格心境相合，才宜于传达出他的这种潇洒超旷的性格心境。这样，其作品的风貌怎么可能与珠圆玉润、低徊唱叹或婉媚柔融、悱恻绵丽等本色当行一派的词作相一致呢？苏轼“以诗为词”，改变传统词创作固有面目的内部原因同时也是根本原因，的确在于其性情品格与词之文体特性不相符合，势有所不得不然也。
（选自刘石《苏轼“以诗为词”内因说》，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