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土地在20世纪中国生活和文化中的特殊位置，这最集中地体现在农民身上。新文学中农民的土地意识表现得并不单纯，它不只是怀恋，而是伴随着逃离甚至厌弃的复杂感情。然而，不管在什么时候，农民对土地的主导情感始终是恋土。即使是在30年代，“丰收成灾”迫使农民逃离乡土，也未曾泯灭他们内心深处对土地的深厚情感。在90年代，离土成为一个农民生活中客观的现实，恋土意识依然深藏在许多农民的心中。另一方面，新文学对乡村的种种书写，给读者留下印象最深刻、也是作家们传达得最传神的部分，无疑就是农民的恋土感情。这深刻地反映出中国农民与土地息息相关。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说的“(在)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土地既是农民的现实需要，也渗透到他们的灵魂中，成为农民文化精神重要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李健吾的话无疑是非常贴切的：“对于中国人，土地是他们的保姆、看护和送终的道姑。”
(摘编自贺仲明《一种文学与一个阶层：中国新文学与农民关系研究》)
材料二：
在写作形式上，赵树理始终坚持“为农民而写”，以农民的审美习惯为第一原则。他说过“我每逢写作的时候，总不会忘记我的作品是写给农村的读者读的”“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的人听的”。尽管他的创作在进入新文学之后也自觉不自觉地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总体而言，他的小说观念是乡村文化式的，与现代文学理念存在着大的差异：“凡写小说的，都想把他自己认为好的人写得叫人同情，把他自己认为坏的人写得叫人反对。”而且，在创作实践中，他的叙述语言与所叙述的生活对象达到了完全合一，不但使叙述对象——农民的生活得到了真实的表现，而且也显示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孙犁小说的语言尽管也是清浅的白话，但绝不是赵树理式的民间口语化的白话，而是趋于简洁、雅致的文人白话。在《嘱咐》一文中，他这么写道：“孩子睡着了，睡得是那么安静，那呼吸就像泉水在春天的阳光里冒起小水泡，愉快地升起，又幸福地降落。”他的小说，处处可见文字的优美，感受到作者充满爱的心灵。
当1949年后文学的发展方向与赵树理的理想在一定程度上相背离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沉痛而失落的：“受学校教育的学生(从中学起就是)已经把自己的文章练习得脱离了‘语言’，……在艺术生活方面，他们也只习惯于歌曲、朗诵诗，而对民间传统则无所继承。……总之，老的真正的民间艺术传统形式事实上已经消灭了，而掌握了文化的学生所学来的那点脱离老一代群众的东西，又不足以补充其缺。”这其中蕴涵的正是赵树理对农民文化和农民文学深切的热爱和坚持精神。
(摘编自贺仲明《一种文学与一个阶层：中国新文学与农民关系研究》)
材料三：
当前农村几乎面临无文学可读的窘境。这并非夸张之词，就我所了解的晋北农村，农民的文学生活不仅远不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同八十年代也不能相比，在中老年论者那里，我们还可看到《三国演义》《水浒传》《杨家将》等古典小说，以及《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革命题材小说，而在青年农民那里，顶多偶尔浏览一些时尚生活、科技文化读物，与文学却很是隔膜了，城市里热炒的、各种“争奇斗艳”的“新作”和“力作”更是与他们无关。这样的晋北农村，自然不能代表中国各式各样的农村，但农村文学空间近年的急剧萎缩，确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其实，我们并不缺少乡村文学作品。在数届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中，乡村文学作品所占比重也最大。然而，大家有个普遍的印象：现在乡村文学历史叙事多了，现实叙事少了；揭露的、批判的作品较多，正面的、讴歌的作品较少；凭印象编造的东西呈泛滥之势，而体验深切精心提炼的东西却日渐稀少……最主要的原因是，一些作家已变为深陷城市的“观察者”甚至“旁观者”，在思想、感情、心理上疏离了农村和农民。
农村和农民并不是不需要文学。农民读者需要的是跟他们血肉相连“知脾合性”的文学。农民的审美趣味，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单一、封闭。譬如柳青的《创业史》就借鉴了许多西方小说的艺术手法，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浸透着知识分子特有的思想、感觉和情调，但都赢得了农民读者的喜爱。
文学是感应时代脉动的探测器，是烛照国民精神前行的航标灯。一个时代的文学，特别是写农村和农民的文学，如果在整体上“悬浮”于城市，而与那块广袤的土地、与数亿底层农民不相往来，让文学和农民之间的坚冰冻结得越来越厚，那就值得我们警醒和审视了。
(摘编自段崇轩《乡村文学别“悬浮”于城市》)
创作前提：扎根农村大地，熟悉农民生活，热爱农村与农民。
创作原则：
创作内容：
创作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