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区分“古之君”（尧舜等原始民主时期的“君”）与“今之君”（秦以下全体专制帝王），指出“今之君”是“天下之大害”。黄氏针对尊君论的理论基础——“天下受命于天子”之说，重新论证了“天下”与“君”孰主孰客，从而向流行于当世的“君为天下主”的传统论调提出挑战，而其论证手法是复归“古之君”“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黄宗羲从“君客论”出发，高唤出这样的警句：“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黄宗羲进一步阐发君臣关系为同事协作关系：“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
——摘编自冯天瑜《“民本”与“尊君”（论纲）》
材料二：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否定了“君权神授”说，并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人民主权思想。他指出，所谓人民主权就是以公共意志为最高权力，其具体体现就是由全体人民根据自身利益所制定的社会契约。既然人民主权是全体人民的公共意志，每一个人也就都享有主权，同时也必须服从主权。换言之，在最高主权面前人是平等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如有人不服从，社会契约就强迫他服从，即迫使他自由。通过“社会契约”的学说，卢梭提出了全新的国家组织原则，而“人民主权论”则更直接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理论旗帜。
——摘编自吕一民《法国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