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文心雕龙·隐秀》说：“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这里所说的“隐”，不是隐晦，而是含蓄；不是不欲人知，而是不必明言；是充分运用语言的启发性和暗示性，以唤起读者的联想，让他们自己去体会和发现作品中隽永深长的意趣。这正是中国文学的艺术妙谛。唐朝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提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在《与极浦书》中提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在《二十四诗品》中又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都是要求诗歌通过有限的字句启发读者无穷的想象。注重言外之意，言有尽而意无穷。
中国古代的抒情诗由于篇幅短小，所以特别注重含蓄，要求短中见长，小中见大，言近意远，含蓄不尽。如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前两句并没有明说下雪，只说山上的鸟都飞走了，路上人的足迹也不见了。这样，读者便可以想象出一幅铺天盖地的雪景。在这样的背景下，诗人安排了一只孤舟，一个披着蓑衣戴着斗笠的渔翁，垂钓江雪之中，不为外界变化所动。那种我行我素、遗世独立的情趣，蕴涵在字里行间，很耐人寻味。
(摘编自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
材料二：含蓄作为一种美的形态，是诗人创作的共同追求，也是读者鉴赏再创造的需要。
艺术审美的第一步，便是读者对作品审美意蕴的理解与发现。浅露平直的作品，读者无须去发现，因为它原本就一览无余。唯有含蓄性的作品，一方面，它总是留下许多空白、许多空间，不让读者一览无余地把握它，总是“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期待着读者去领悟。另一方面，它又总是提供一些暗示和媒介，引导读者去思索、领悟。读者循着作者提供的暗示和媒介，即诗中直接描写的事物，乃能一步步地由已知到未知，由少许到多许，由表层到深层，领悟作品的意蕴。
艺术审美不仅仅是单纯的接受、理解，而是主体(读者)与客体(作品)的交流契合。读者读诗，不仅是领悟作品的意蕴，也主动地参与艺术的再创造。读者进入的境界，已经不仅仅是诗人创造的艺术世界，而是诗人与读者共同创造的另一艺术世界，这就是所谓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这种艺术的再创造融入了读者自身的感受和灵智，所以便会感到特别亲切，以至神游其中，留连忘返。
钟嵘认为，好诗应是“闻之者动心，味之者无极”。此所云“味之无极”也是众多诗人追求的审美理想。阅读含蓄深厚的作品，读者的理解往往不可能同作品反映的生活内容和诗人的情感达到完全的契合，我们总会感到它太丰富，太深邃。越是这样，我们越是想去领悟、探求，把握它的全部，于是便会一次又一次去吟诵、涵泳，产生永不满足的“味之无极”的追求感、向往感。
从欣赏的角度看，“含蓄”之所以能成为美，就在于读者的心理投射机制充分发挥了作用。投射机制是指主体将自己平日的记忆、知识、期待所形成的心理定向，化为一种主观图式，外射到特定的客体上，使客体符合主观图式的心理机能。在读者投射机制的作用下，尽管诗里提供的是有尽之言，但获得的是“无穷之意”。中国诗学忌实、露、满、直，追求“味外之旨”。其旨义在于相信读者必能以其投射机制，将“欲露还藏”之情，“略加点缀”之景，在自己心中组合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诗是最精炼的文学体裁，它必须用尽可能少的篇幅包孕尽可能多的内容。诗人总是选择那些包孕丰富、含蓄深远的生活事件、生活场面来构思他们的诗篇，企望在“言外”建立一个无限丰富的艺术世界。因而诗的精炼性总是和诗的含蓄性联系在一起的。善于含蓄者，不仅能以“有尽之言”达“不尽之意”，做到“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而且能使余意自显，不言而喻。杜牧的《过华清宫》旨在讽刺封建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但它却未正面铺叙最高统治者生活如何糜烂，只写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千万人的血泪和痛苦，换来的是杨玉环的轻微一笑。这一个镜头揭露得是多么深刻、有力！
诗歌语言的含蓄性则是涉及表现手法、炼句、炼字等方面。用典是文人诗词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诗的意旨需读者通过典故的暗示去领会，因而具有含蓄的性质。诗人炼句、炼字，主要是为了语言的精警、生动，但有时也是出于对含蓄的追求。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司马光赞其“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这里“闹”字的使用，真可谓是含蓄蕴藉，意境深远。
(摘编自赵国乾《论中国古典诗学的含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