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的先进文化。通过媒体融合，红色文化的传播拓展了时空维度。同时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红色文化传播中的独特优势，使红色文化的传播速度更快、效率更高、范围更广。通过宏观叙事与微观叙事相结合，极大提升了红色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影响力。例如，光明日报客户端曾联合光明网推出H5融媒产品——《我的红色气质》，该款融媒产品结合党史上重要的红色精神地标——嘉兴红船、江西井冈山、陕西延安、山东沂蒙山、河北西柏坡等，网友通过上传自己的头像照，可以在不同场景中生成不同的人物形象，每个场景配合轻松的文字表述，最终以报纸版面的形式呈现，形象生动地展现出参与者的红色气质。产品一经推出，深受广大网友追捧。这样新奇的形式不仅能够向广大群众传递信息，传播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还可以吸引极少关注报纸新闻的青年一代，这进一步扩大了红色文化的受众群体，有利于红色文化的广泛和有效传播。
相对于传统媒体的单一传播路径，融媒体通过充分利用不同媒体的融合互补、实现了内容兼容、资源通融、宣传互融和利益共融，更加体现多维性和立体性。运用视频、动画、VR（虚拟现实技术）、AI（人工智能）等多样化的方式，提供生动化、形象化与“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帮助广大群众以更方便的方式了解红色文化。例如，广东省佛山市委宣传部曾主导开展的“佛山红色地标”融媒宣传活动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些专家学者和记者对佛山市的代表性革命遗址进行实地走访，每一个地标有一篇专属的集合图文视频的微信推文及录音广播，通过佛山市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传播，以此方式来带领四面八方的广大群众快速便捷地在线上打卡佛山市具有代表性的红色地标。
融媒体的优势有很多，除了信息传播快捷、广泛之外，其最大的优势就是互动性。融媒体时代在信息传播阶段基于受众的心理需要，尊重并赋予了群众话语权，使群众从单一的接收信息模式转变成接收并参与其中。一些传统课件在微博、微信以及最近火爆的短视频等社交平台上开设了官方账号，这些官方账号在短时间内集结了庞大的粉丝群体，通过点赞、关注、分享朋友圈等新形式传递文化、传播信息。这种群体传播的形式，可以促进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社会成员进行分享和畅通交流。例如，由华龙网大型主题策划的“穿越直播 重返70年前英雄之城”，其内容设计上包括“抗战游戏”“穿越直播”“放飞和平鸽”等篇章，通过“穿越”的方法，将人们拉回到抗战时期，群众参与其中，从而感知抗战时期中国军民的骁勇精神，激发其珍爱和平之情。整个作品通过内容和技术的融合，将文字和图像视频融合，以互动的方式促使群众感受红色文化。这种交互性的传播方式，增强了传播者和群众间的互动，促进了文化的讨论和分享，有效地提升了红色文化的感召力。
（摘编自常锐、刘琳《融媒体背景下红色文化传播及其路径建构》）
材料二：
在传播媒介多元化发展的融媒体时代，红色文化的传播途径、媒介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使红色文化传播面临诸多挑战。
在传统传媒时代，由于传统主流媒体受到国家相关机构的领导，因此，这就为传统主流媒体掌握信息传播的主动权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使其话语权具有绝对的权威性。然而，随着触媒体时代的到来，信息传播呈现出源头多渠道、传播去中心化、意见表达多样性等新特征，这严重挤压了传统主流媒体的传播空间，使传统主流媒体话语主导权遭到削弱，受众面和影响范围也受到限制，最终导致红色文化传播效果不佳。
隐匿性、随意性、快捷性和不可预见性是融媒体时代信息发布的主要特点。当前，新媒体传播平台所呈现的主流舆情是健康的，但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例如，虚假信息乱象、网络侵权乱象、跟帖评论乱象、负面信息扎堆乱象等等。这些网络乱象的存在，不仅使社交媒体网站、专业性网站等平台受到冲击，也对政府门户网站产生了挤压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红色文化等主旋律文化面临被边缘化的危机。新媒体的便捷性、互动性等优势容易吸引广大受众，一些由新媒体承载的正面信息有助于推动红色文化传播，而消极甚至反动的信息则会混淆视听，降低红色文化的权威性。面对网络媒体所承载的海量化信息，人们往往来不及深思熟虑就做出判断和选择，极容易被表象误导并影响行为；尤其是网络上出现的一些低俗、虚假、腐朽的信息会极大地削弱红色文化的价值引导作用，成为诱发不道德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的因素。
随着触媒体时代的到来，虽然官方传播主体已经开始注意到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结合起来开展红色文化传播活动，但对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挖掘不够，也没有从受众的心理需求出发去创新性地增强红色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其结果仍然无法改变官方传播主体传播红色文化“曲高和寡”的现状。
（摘编自张丽、陈俊《融媒体时代红色文化传播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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