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两晋以后,佛教渐盛。宣扬“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灵魂不灭”的佛教,得到皇帝、士大夫的倡导、扶植,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强大的寺院经济不仅严重地影响了封建朝廷的经济收入,而且也妨碍了世俗地主的利益。公元489年左右,范缜写成了《神灭论》,主张“形神相即”“形质神用”,否定“形亡神存”,指责“浮屠害政,桑门蠹俗”。
——摘编自杨世秀《浅谈范缜及其<神灭论>》
材料二:宋代“精英佛教”(以探究诸法实相与自我证悟为特征)因义理过于烦琐深奥,逐步趋于式微。与之相对的“功德型佛教”(以功德思想与他力拯救为基础)由于契合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传统报应观念,再加上简单易行,颇有民众情缘,成为普通民众佛教修行的主要选择。正是名目繁多的佛事活动和功德回向的福报观念,使佛教这一信仰系统与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使佛导呈现出香火鼎盛、信众云集的景象。
——摘编自陈雷《宋代佛教世俗化的向度及其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