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此期间，城镇人口由1843年的2072万人，至1894年增至2351万人，从占总人口的5.1%上升至6%。从五口通商始，至甲午战争前，全国通商口岸34个……国各地工厂有外资工厂、官办和商办工厂、民族资本主义工厂三大类。……更进一步讲，中国近代的城市化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外力强制的移植，必然与中国社会产生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从而走上一条扭曲的道路。
——整理自皮明庥《洋务运动与中国城市化、城市近代化》等
材料二：三线建设是中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严峻的国际局势下，基于战备需要而对全国工业布局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战略性调整。……三线建设期间，累计在三线地区的投资多达2000亿元，建成全民所有制企业2.9万个，形成45个以重大产品为主的专业生产科研基地和30个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城市……整体上，三线建设期间中国工业总产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比重从1965年的52%提高到1970年的54.8%和1978年的59.4%，十余年间提高了7.4个百分点。
——摘编自徐有威、陈熙《三线建设对中国工业经济与城市化的影响》
材料三：随着城市人口上升，人口密度加大，过度拥挤不可避免。供水和排污能力不足所造成的问题，更加剧了城市拥挤的后果，导致1848-1849年，1854年以及1866年的霍乱大流行。此外，人口身高、身体健康状况以及实际收入情况等统计数据表明，人们的生活总体水平并没有随着主要工业部门的飞速增长同步提升。19世纪40年代的爱尔兰大饥荒所造成的严重影响则表明，政府在应对危机方面的能力有明显的不足。
——引自张海鹏、李细珠《中国近代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