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伏尔泰于1758年定居费尔奈后，以费尔奈教长的身份领导反封建斗争，启蒙人们做理性人，争取自由。伏尔泰对历史的开拓，主要是以人性和自然权利作为“人之为人”的价值预设的，并以此论证人的尊严和价值意义。……伏称泰肯定人的自由和自主，以此启蒙人们摆脱对神权的依附，他把人从宗教迷信中解放出来，启蒙人们既要用理性来证明自己的信仰，又要用理性来批判自己的信仰，从而构建起新的理性信仰：理性与宽容的宗教。这是一种以人的权利为中心的信仰，这是他构建新社会的基本原则的信仰。伏尔泰以人权取代神权，又融合中国儒家“仁爱”精神，构建起新的“人学”思想。
——摘编自陈炎《伏尔泰与梁启超启蒙视阈下的“人学"思想比较研究》
材料二：1898年以前，梁启超只是康有为的得力助手，他所有的活动都笼罩在康有为巨大的身影之下。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在广泛接触西方各种思想后，与康有为逐渐分道扬镳。变法的失败使他意识到单纯政治改良的局限性，因为在民德缺乏、民智未开的情况下，政治革命只不过是建筑在流沙之上的楼阁，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轰然倒塌。因此，他认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在政治上、道德上对民众进行教育和启蒙。1902年，梁启超作《新民说》，把培养“新民”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一要务，并详细论证了培育新民的途径、内容和方法。这本书在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成为20世纪初启蒙运动的基本教本。
——摘编自陈少明等《近代中古思想史略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