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一战前，民间的教会、学校和社会组织，是传统社区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以非国家行为来推动社区治理。一战期间，社区中的学生和教师被组织起来，参加战时生产等工作，许多平民百姓热心于分担战争的重担。1929 年之后，社区组织四分五裂缺乏协调，无力维持社会自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加强了对社区的救济。二战后英美经济发展经历了 20 年的“黄金时期”，为国家介入社区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基础。英美国家的社区政策突出表现在对城市贫困区、边缘人群的救济方面，可被视为凯恩斯主义的一部分。国家和区域政府以及私营公司正在接管社区的许多职能。
——摘编自吴晓林《社区里的国家：国家行为的转变与社会传统的底色》
材料二：鸦片战争以前，传统的社会治理主要依赖官方与民间系统，治理方式上依靠官权和绅权的结合，具有典型的“人治”特色。晚清以来，各种社团逐渐出现，在救济与调解纠纷等基层社会治理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同时，工人、资本家、外国人的出现，既增加了新的治理对象，也加剧了原有治理对象的复杂性。伴随着国民思想的进步与法律意识的觉醒，传统社会的“人治”受到冲击，基层社会治理也开始出现配套的法律。
——摘编自温建钦《近代基层社会治理出现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