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描写作为人物外貌描写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刻画人物形象，展现小说的主题等具有重要作用。服饰的演变可以反映出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等诸多方面的历史信息。因此，小说中的服饰描写既具有文学艺术价值，又具有民俗文化价值。
《儒林外史》是一部现实意味很强的讽刺小说，在讽刺现实生活的同时，也对人物进行了大量的服饰描写。《儒林外史》中大量的服饰描写不仅有利于推动情节发展，还具有史料价值，甚至对塑造典型人物形象、外显人物身份和突显小说主题也功不可没。通过文中的服饰描写将一个个小片段贯穿起来形成一种独特的文章结构，让读者识服饰而知身份。
《儒林外史》中的服饰描写多为现实生活的写照，为研究明代服饰提供了佐证，作者让明代儒士给当朝的服饰做模特，使明代的服饰显得更加生动、形象、具体，赋予其浓厚的文学色彩和人文气息。明初洪武年间对服饰的颜色、款式、尺寸等进行了严格的规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服饰美的追求和政治的腐败，服饰出现了僭越。文中第二十四回中写到黄老爹“头戴浩然巾，身穿酱色绸直裰，脚下粉底皂靴，手执龙头拐杖”，黄老爹只是一个商人，从事的是贱业，但是却戴浩然巾，穿皂靴……文中鲍文卿用调侃的语言说“你看老爹这个体统，岂止像知府告老回家，就是尚书、侍郎回来，也不过像老爹这个排场罢了！”不仅增加了文章的趣味性，而且也从侧面说明了明代后期服饰的僭越现象。明代早期严格的服饰制度已经没有了实际的约束作用，庶民阶层穿戴起了不符合他们身份的服饰，用服饰这一外在表象挑战自己在社会中的身份地位。又如明代严禁庶民穿戴大红，商人更是不可，就是结婚的大喜日子也不例外，但是《儒林外史》中的几次婚姻描写都提到了大红。例如第五回中扶正赵氏时，严监生“披着红绸”，赵氏“穿着大红”；第六回严贡生的二相公结婚时也是“披着红”；第十回中鲁编修的女儿和蘧公孙结婚时也是“披着红”；第四十回写到沈琼枝嫁给盐商时穿了“大红外盖”。由此足以验证明代后期对大红的僭越。
《儒林外史》通过不同的服饰描写来刻画人物形象。如范进的妻子胡氏在范进没有中举时，穿着是“一窝子黄头发，那日在这里住，鞋也没有一双，夏天趿着个蒲窝子”，通过简单的服饰描写，把她贫困的处境描述得淋漓尽致。而当范进中举后胡氏则头戴着银丝鬏髻，身穿官绿的缎裙。此时的胡氏，再也不是在父亲来吃饭的时候都不敢上桌吃饭的贫苦妇人了，有钱的她立即把自己打扮成贵妇。又如第二十六回中写到的王太太，沈大脚在去给她说媒的时候，见证了她穿戴的全过程，从早上开始裹脚一直到太阳西下，一天的大好时光就让她浪费在穿戴上，显然是一个空虚、无生命价值的寄生虫形象。作者对她华丽的外表的描写，与她对金钱、地位有着强烈追求的丑陋内心形成对比。
明朝对服饰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使服饰成为身份的一种象征，识服饰而知其人。鲁编修是翰林院的官员，出席重要场合穿的都是蟒衣，他用身穿蟒衣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又如《儒林外史》第十七回中通过景兰江的独白，可知通过是否佩戴方巾可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秀才。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无人不称赞，其讽刺艺术可谓“前无古人”。如第三回中在科举考试现场，范进是破毡帽、麻布直裰，而周进则是“绯袍金带”。科举考试就像衡量人生价值的一根标杆，过了这根标杆就飞黄腾达了，科举考试制度在服饰中被无情地嘲讽了。
（摘编自《〈儒林外史〉中的特色服饰描写及其功能论说》，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