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玉米、甘薯、马铃薯这几种美洲作物均适应性较强、耐旱耐瘠，使过去并不适合粮食作物生长的砂砾瘠土、高岗山坡、深山老林等地成为宜种土地。于是，人们“即芟尽草根，兴种番薯、苞芦、花生、芝麻之属，弥山遍谷，到处皆有”，“南坝山地高阜低坡，皆种包谷，为酿酒……之用”。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上，突出的人地矛盾以及百姓的吃饭难问题都是困扰历代统治者的死结。明朝时传入中国并很快普及开来的粮食作物无疑起到了缓解这一死结的作用。因有耐瘠的美洲作物传入，人口才能向土地贫瘠的地区流动，才能开山垦荒活命。但流民的这种垦荒种植是开山砍伐，粗放式经营的。
——摘编自郑南《美洲原产作物的传入及其对中国社会影响问题的研究》
材料二：不可避免地，无意的、不受欢迎的物种交流也在同时继续着。由于19世纪交通运输得到了改善并越来越密集，咖啡锈菌和根瘤蚜虫等害虫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霍乱从孟加拉湾附近的原生地成功逃逸，并在19世纪初期成为全球性的灾害。19世纪末，一种对牛来说极为致命的病毒——牛瘟病毒——蔓延到了非洲东部和南部。在那里它消灭了高达90%的牛群，使牧民们一贫如洗。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复员的数百万士兵和水手被轮船带到了世界各地。他们传播了一种流行病毒，导致2 000万到6 000万人丧生，其中大部分人病死于印度。因这次大流感而丧生的人甚至比战争本身还要多。
——摘编自[美]约翰·麦克尼尔《世界历史中的物种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