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资治通鉴》在探讨历史盛衰上体现出史学求通的思想,由于时代的特点,司马光总结历史盛衰经验,除关心秦何以亡,汉何以兴,隋何以亡,唐何以兴这些问题外,侧重探讨如何用封建纲常礼教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司马光关于历史过程的王道、霸道的观点是保守的、倒退的历史运动观。《资治通鉴》选择史料的标准:一是求实,这是考异法要解决的问题;二是鉴盛衰,法善戒恶,这是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司马光考史是为修史服务的,《通鉴》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历史文学价值。《通鉴》在史学史上有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吴怀祺《的价值和司马光的历史观》
材料二:九一八事变后,政府为唤醒国民爱国精神,通令各大学开设中国通史课程。傅斯年等提出了“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钱穆为了讲好通史课,先后编写了几种讲义,又编选了一部《参考资料》,后编成《国史读本》,此外,尚有“通史随笔”五六册,汇集备课时所需史料,到西南后又续有补充,为《国史大纲》之祖本。《国史大纲》成书后,钱穆写成《引论》一篇,在昆明《中央日报》上发表,正面阐述了钱氏“新史学”的基本内涵,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各种史学观念。他强调,一国历史与文化实是民族赖以存在之基础,“国史”应成为一种国家和国民的教育。
——摘编自冯峰《钱穆研究三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