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五四”以来的文化研究中，曾出现一种认为“世界文化本一体，中西文化的差异纯粹是时代性”的观点，可称为“有古今无中外论”。这种论调的根本错误，在于忽视乃至抹杀人类社会以民族的形式存在这一历史事实。既然人类社会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以民族的形式存在，那么，人类文化也一定要以民族文化的形式存在。共同的民族文化不仅可以把一定数量的人民凝聚在一起，也可以把这些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人类社会以民族为基本形式这一事实还告诉我们，具体的文化总是各种各样的民族文化，而一般的人类文化只能存在于这些具体的民族文化之中。离开了各种各样具体的民族文化，所谓一般的人类文化只是一种虚构。因此，文化“有古今无中外论”既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也违背了一般能通过特殊而存在的辩证法。
文化差异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
首先，地理的隔绝机制是民族差异形成的基本条件。因为地域的辽阔、山海的阻碍等因素，各个民族各自独立地生存，文化上差异的产生也不可避免。地理环境的差异是民族差异最重要的自然根源。例如，在不同地理环境下，就分别产生了农业部族、畜牧业部族及少数以工商为主的部族。
其次，不同文化发展成果对人类自身的不同改造是民族差异的最高表现。文化是人创造出来的，但文化发展的成果又不断地反作用于人本身。各民族在创造不同风格的音乐、美术的同时，也发展了不同的审美趣味。各民族不同的审美偏好，正是文化成果长期作用于人本身的结果。审美趣味如此，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也莫不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民族的共同文化不仅表现了该民族的共同心理，而且创造了该民族的共同心理。这种文化成果与人自身的身心变化的相互作用，是民族差异的放大器、加速器和稳定器。
其三，一定范围内自由创造的可能性是民族差异形成的重要机制。种族、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等是人们从事文化创造的基础，同时也是对文化创造的限制，而自由创造只是在这一定范围内的发挥。因而，文化的发展既非绝对必然的，也非完全自由的，而是自由和必然的统一。
（摘编自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精神》）
材料二：
文化差异性是始终存在的。历史上对待这种差异性曾经有过三种不同的态度。
第一种是对凡与自己文化不同的人，一概作为异端，必征服之，同化之，以至绝灭之而后快。当年白种人占领南、北美洲，对当地土著文化就是持这种态度。
第二种是承认其价值，但只是作为珍稀的收藏、猎奇的点缀或某种可供研究的历史遗迹，实际上是排斥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抽空其生命，崇拜其空壳。如果我们混同了已成遗迹的、定型了的“传统文化”和今天仍然活着的并主宰着亿万中国人民生活方式、思维习惯的，受过现代文化洗礼的“文化传统”之间的根本区别，以复旧充新生，抵销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那么，中国文化的发展将陷入困境。
第三种态度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这是将事物放到其自身的文化语境内去进行观照的一种方式。它赞赏不同文化的多元共存，反对用产生于某一文化体系的价值观去评判另一文化体系，承认一切文化，无论多么特殊，都自有其合理性和存在价值，因而应受到尊重。这种态度当然远比前两种态度来得宽容合理，但再进一步追问：千差万别的文化有没有普遍认同的东西呢？人类有没有可能超越民族中心主义？这些都是文化相对主义所面临的、必须回答的问题。
无论如何，文化差异总是现阶段普遍存在的事实。正是这些差异赋予了人类文化以多样性。我们固然不必保留辫子或者“三寸金莲”以供猎奇者玩赏，但中国文化自有其无法“欧化”的特殊的魅力，中国文化的更新也自有其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殊性。所谓的文化相互同化、融合而导致的“世界文化一体化”，只能带来人类文化的单调和没落。事实上，正是由于差异的存在，各个文化体系之间才有可能相互吸取、借鉴，并在相互参照中进一步发现自己，将异国作为帮助自己发现自己的“他者”，从另一种文化的陌生角度来观察自己，看到许多从内部无法看到的东西。
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当两种文化接触时，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误读。所谓误读就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他原有的“视域”决定了他将对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切割，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对其认知和解释。文化之间的误读难以避免，无论是主体文化从客体文化中发现新义还是反观自己，都很难不包含误读的成分。而从历史来看，这种误读又常是促进双方文化发展的契机，因为恒守同一的解读，其结果必然是僵化和封闭。
（摘编自乐黛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
《木兰辞》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北方的一首长篇叙事民歌，讲述木兰替父从军、最后荣归故里的故事，体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忠孝两全的价值观。美国动画版《花木兰》则对《木兰辞》进行重新诠释，木兰为了证明男女平等、实现自身价值而主动从军，体现美国人崇尚个人主义的民族性格。《花木兰》在中国上映后，获得不错的票房。不少观众表示故事有新意，能带来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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