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知见，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是近代西学东渐以来第一部以“中国目录学史”命名，全面、系统研究中国目录学发展历史的学术专著。与传统的、具有目录学史性质的著作相比，显然受到西方现代学科理论建构的影响。《中国目录学史》以主题分篇，每篇之下各有若干小节，全书凡十篇。它不像通常写专史那样，从古到今划分几个发展时期，通过揭示各个时期的特点来展现历史全貌。姚名达把他组织中国目录学史的方法称作“主题分述法”，其义就是“特取若干主题，通古今而直述，使其源流毕具，一览无余”。
为什么不用通常的叙述方法来写中国目录学史？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目录学虽然源远流长，但发展进程中“时代精神殆无特别之差异”，就是说二千年来目录学形态在本质上没有跳出刘歆开创的模式；硬要划分时期，区别特点，“强立名义，反觉辞费”。关于这个问题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中国目录学史也未尝不可用“断代法”来编写(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即用分期断代法论述)，但我们对他敢于学术创新的肯定是无须见仁见智的。问题在于，姚名达的方法是能够、又怎么能够让中国目录学“源流毕具，一览无余”呢？其实作者知道这样做也有不足，他说：“盖既分题各篇，则不能依时代为先后，故忽今忽古，使读者迷乱莫明，尤其大患。”利弊相权，怎么处理？姚名达的理念是：“体例为史事所用，而史事不为体例所困”；具体对策是：“依史之所宜，采多样之体例”。就是说，各篇采用适宜各自主题的体制，而不强求一律。
《叙论篇》《结论篇》两篇分居首尾。《叙论篇》首先对“目录”“目录学”等基本概念加以定义，并对古往今来的目录做了分类，在一一分析目录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后，又划定了目录学的研究范围，末了详细阐明本书框架结构的组织方法，及其所本的学术理念。提纲挈领，宣示宗旨，很符合现代学科的规范。《结论篇》以极短篇幅，阐述他对古代、现代和未来目录学的感想和希望，实际上也是其基本观点的提炼和总括。
首尾两篇之间为全书的主体。其中，《溯源篇》追溯中国目录学的源头——刘向《别录》和刘歆《七略》。设立这个主题，出于他对中国目录学发展特点的基本认识：两书开创了目录体制和目录分类的基本模式，传统目录学既受两书庇荫，又长期笼罩在其阴影中，没有重大突破。该篇除详述两书分类、编目特点外，举凡书籍之产生、传述、整理、校勘等，莫不一一推寻原始，并上溯先秦目录之渊源，详详细细，原原本本。《溯源篇》以下各篇皆以主题为纲，通古贯今，看似“独立特行”，互不相干，其实却与传统纪传体史书体制暗合。比如，“志”在纪传体史书中统摄典章制度，《分类篇》《体质篇》都是讲目录基本制度，编撰体例相当于纪传体的“志”。
《中国目录学史》的理论框架并非无懈可击，但确有创意。姚名达对此亦颇为自许：“对于编制之体裁，杂用多样之笔法，不拘守一例，亦不特重一家，务综合大势，为有条理之叙述，亦一般不习见者。”在我看来，这的确不是过分的自诩。
(摘编自严佐之《<中国目录学史>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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