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习近平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围绕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一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统筹立改废释纂，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
二是扎实推进依法行政。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和组织结构，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提高行政效率和公信力。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健全行政裁量基准。
三是严格公正司法。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四是加快建设法治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建设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发挥领导干部示范带头作用，努力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摘自《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材料二：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唯一经历五千年历史发展而从未中断的国家。就法文化而言，同样源远流长、代有兴革，既融入了古圣先贤的政治智慧、法律智慧，又积累了治国理政方面的丰富经验与教训。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对中华传统优秀法文化进行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以真正做到以史为鉴。
民心向背对国家兴衰起着决定性作用。《尚书·五子之歌》根据夏王失德失民亡国的教训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周灭商后，有戒于纣王失民亡国的教训，强调国应以民为本，“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孔子提倡仁者爱人。其后孟子将孔子的仁学发展成为仁政学说，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进而总结“君为民而立”。西汉贾谊总结秦亡教训时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后世总是以利民、富民、惠民作为国策的支撑点。中国古代有关土地、水利、赋税的立法，都是着眼于保民生的；自汉朝起，法律对老、幼、残、疾等社会弱势群体实行恤刑；《唐律疏议》以来的历代法典，都规定了对70岁以上，15岁以下，废疾笃疾和孕妇等社会弱势群体不得刑讯，并可减免刑罚。这些规定蕴含着鲜明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国家的仁政。
德法共治是古圣先贤从悠久而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中得出的结论。德的功用主要在于教化，历代开明的统治者、思想家都主张以德化民。但是，道德缺乏国家强制力，只能化而不能禁止，需要得到法律的配合和支撑，才能真正发挥以德治国的作用。就法律而言，其职能在于禁暴惩奸止恶，但法律如果失去了道德的主宰，不仅丧失应有的权威性和正义性，而且难免流于滥罚酷刑的歧途。既重视发挥法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才能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严治官、宽养民是中华传统法文化所强调的施政手段。韩非子提出“明主治吏不治民”的理论，此理论适应了国君的需要，因而演绎为严治官、宽养民的政治逻辑。严治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其一，严上官之责，以警下吏。唐代宗时宰相杨纶“清慎自饬，立法于身”，使得权倾当朝的汾阳王郭子仪“且为之悚惕，孰敢不服哉”。其二，行考课之法，建监察制度。唐代有四善二十七最的考课之法，宋代有监司互察法，明有八法考吏，清代有六法考吏。考课的结果是优异者擢升、平庸者黜革、违法者治罪。除此之外，还推行了严密的御史监察制度。其三，重任免考选，选贤任能。汉代实行孝廉方正的选官之法。隋唐建立科举考试制度，使选官制度化法律化。除去一般的科考之外，还有所谓的特科、恩科等配套制度；御史出巡也负责考察推荐贤能之士。与严治官相对应的是宽养民。宽养民主要表现为：国家给人民以必要的生产生存手段——土地；宽减居民的赋税负担和力役之征；对于老幼妇残等社会弱势群体犯法的情况，按律宽减；此外，还注意施行各种保民、利民、富民、惠民政策，以夯实政权基础。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法文化底蕴之深厚、特色之鲜明、影响之深远，以及治国理政经验教训之丰富，都显示了古圣先贤的政治智慧、法律智慧及其对治国经验的深刻总结。我们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激活传统法文化的优秀部分，使之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可资借鉴的法文化支持。
（摘编自张晋藩《中华传统法文化的史鉴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