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革命文学是代表新兴阶级——无产阶级的文学形态，它要求文学写作“与整个的新兴阶级政治运动很密切地配合起来”，具体地“担负起对于新兴阶级解放运动的斗争的任务”，当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革命文学要为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合法性书写，并参与无产阶级文化意识形态的直接建构。这样的文学思想对文学写作者的身份与态度提出格外的要求：文学家要以革命者的身份，采取介入革命生活的态度，进行文学写作，也就是说，文学叙述必须以革命的话语展开。蒋光慈曾把革命党人与文艺家进行类比，“倘若一个从事实际运动的革命党人，当他拿手枪或写宣言的当儿，目的是在于为人类争自由，为被压迫群众求解放，那么我们的文艺者当拿起自己的笔来的时候，就应当认清自己的使命是同这位革命党人的一样。”所以，在蒋光慈看来，所谓实际的革命党人与文艺者，不过名义稍有点不同，其实质作用没有什么差异，新作家应是“革命的儿子”，同时也就是“革命的创造者”，新作家的使命与一般革命党人所负的使命一样。
革命文学崇尚“力”的风度，崇尚“阳刚”的美学规范，构成这种规范的审美内容是紧张，是沉重，是革命的坚强，是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这样的审美崇尚在革命文学世界中得到生动而多样的显现。就题材形态而言，革命文学选取的题材都有很强的硬度，总是与火与血的苦难现实相连，远离冲淡平和、牧歌情调的清远之境，这样的境界即使有，也是作为革命生活的背景与陪衬出现。就情感维度而言，革命文学拒绝个人的感伤情绪，弃绝软性的个人情感，代之以刚性的革命情感。在革命文学中，革命者被赋予崇高的气节，他们是力的化身，是坚强的符号，他们能承担来自物质与精神两重压力的损害，而保持压力下的硬汉风度，这类特征在女性革命者形象的身上可以得到更为生动的印证。革命史学追求“阳刚”的关学风格，是出于一种先在的革命政治理念，这一理念认定：革命力量是坚决的、勇敢的，革命者有坚强的意志和不可战胜的力量，革命文学的“力”的审美范式的形成正是对这一革命理念的透从。
20世纪的中国革命文学充溢着浪漫的精神气息、浓郁的革命情调、积极乐观的向上情绪，这或许与知识分子的个人气质有关。知识分子天然地具有浪漫的个性，他们对革命的想象和记忆，都充满着浪漫色彩，革命的知识分子作为革命文学的书写者，自然把知识者个人的精神特点带到文学中，但这种个人性并不是没有限度的，它更多地受制于集团意志和想象模式，革命文学的浪漫性归根到底是政治想象的折射。革命的终极目标既然是未经现实兑现的，那么它就只能作为彼岸性的理想而存在，在此岸的现实革命实践与彼岸的未来革命理想之间，构成一种革命的时间过程，这一过程具有丰富的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决定着政治想象的浪漫性。
(摘编自雷世文《论20世纪中国的革命文学》)
材料二：
革命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最大的政治，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催生和运用了新文学，新文学也依凭着社会特殊的需要，获得了空前的地位，这是20世纪中国特殊的国情，也是文学发展的特殊情态。
革命是文学不可回避的时代内容和思想资源，五四新文学的发轫来自中国社会物质革命、政治革命失败后的转向。曾经是五四运动骨干的傅斯年在《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一文中说：“物质的革命失败了，政治的革命失败了，现在有思想革命的萌芽了。”革命是文学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改造催生了新的思想，新的思想促进文学的更新。应该说中国自古就没有纯文学，从来没有离开社会发展的文学和离开社会变革的文学。文学的确表现了每个作家的审美趣味和独立思想，但同时更是历史演变、社会变革影响下的结果。大部分的革命文学作家是把文学作为思想观念表达的渠道，本身带有主观追求和一定的意识形态。革命文学作家也从未彻底完成对纯文学性的坚守。即便像鲁迅也曾说过文学是余裕的产物，但在《呐喊：自序》中也认为革命文学不是一种普通的职业，而是可以用于改造民族的灵魂。文学是审美的，但绝不纯粹是审美的，文学蕴含的思想赋予了文学更高的追求，赋予了现代作家强烈的社会意识和深切的文化情怀。
文学与革命的互渗关系，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生态。文学与革命的互渗，并非简单地指文学产生的环境背景与创作内容，也并非革命对文学产生了现实的要求，而在于文学具有革命的本质。从五四开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走过了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国社会现代化也历经了百年的征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建设更是实现了百年的发展。文学、社会、政治革命始终交互渗透、同步发展，共同形成了20世纪的中国经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历史关头，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这种关系。
(摘编自《文学的革命与革命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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