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中做人，如果不知道“礼”，就不是个好人。一个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如果非打官司不可，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了传统的规矩。
打一个譬喻来说明：在我们比赛足球时，裁判官吹了哨子，说哪个人犯规，哪个人就得受罚，用不到由双方停了球辩论。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每个参加比赛的球员都应当事先熟悉规则，而且都事先约定根据双方同意的规则进行比赛，裁判员是规则的权威。球员对于规则要谙熟，技艺要能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的程度，他需要长期的训练。如果发生有意犯规的举动，就可以说是训练不良，也是指导员的耻辱。
这个譬喻可以用来说明乡土社会对于讼事的看法。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但是理想的礼治秩序并不常有的。一个人可以为了自私的动机，偷偷地越出规矩。这种人在这种秩序里是败类无疑。每个人知礼是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这也是乡土社会中通行“连坐”的根据。儿子做了坏事情，父亲得受刑罚，甚至教师也不能辞其咎。教得认真，子弟不会有坏的行为。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
在乡村里所谓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我记得一个很有意思的案子：某甲已上了年纪，抽大烟。长子为了全家的经济，很反对他父亲有这嗜好，但也不便干涉。次子不务正业，偷偷抽大烟，时常怂恿老父亲抽大烟，他可以分润一些。有一次给长子看见了，就痛打他的弟弟，这弟弟赖在老父身上。长子一时火起，骂了父亲。家里大闹起来，被人拉到乡公所来评理。那位乡绅，先照例认为这是件全村的丑事。接着动用了整个伦理原则，小儿子是败类，最不好，应当赶出村子。大儿子骂了父亲，该罚。老父亲不知道管教儿子，还要抽大烟，受了一顿教训。这样，大家认了罚回家。那位乡绅回头和我发了一阵牢骚：一代不如一代，真是世风日下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当时体会到了孔子说这话时的神气了。
现代都市社会中讲个人权利，权利是不能侵犯的。国家保护这些权利，所以定下了许多法律。一个法官并不考虑道德问题、伦理观念，他并不在教化人。刑罚的用意已经不复“以儆效尤”，而是在保护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安全。尤其在民法范围里，他并不是在分辨是非，而是在厘定权利。在英美以判例为基础的法律制度下，很多时间诉讼的目的是在获得以后可以遵守的规则。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无讼》，有改动）
材料二：
〔嘉兴11月4日电〕“39”“25”“11”——在浙江嘉兴平湖市新埭镇星光村，村书记许强自豪地向记者举出三个数字：2017年星光村在平湖市法院涉诉纠纷39起，2018年下降到25起，2019年至今只有11起。
星光村涉诉纠纷走起了“下坡路”，靠的正是平湖近年来探索推广的“无讼”工作——调和息讼，就地化解矛盾。这一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子不仅从源头上有效减少矛盾纠纷产生，更推动了传统无讼文化与现代法治神融合。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浙江平湖“息事无讼”：擦亮基层社会治理“无讼”品牌》）
材料三：
今天，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人们的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各类利益关系相互交织，各种社会纠纷也大量增加，诉讼案件数量逐年增长。然而，司法资源相对有限，司法机关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在此背景下，强调构建源头防控、排查梳理、纠纷化解、应急处置的社会矛盾综合治理机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实践价值。这一模式与传统的“无讼”理念有许多相通之处。
当然，我们对“无讼”理念的借鉴，不能简单照搬历史上的某些做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纠纷的内容及复杂程度远异于前，而司法与其他矛盾纠纷解决方式的配合已有较好的制度基础和现实条件。我国正在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充分发挥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非诉解纷手段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努力使大量纠纷化解在诉讼之前。
与此同时，要强化司法对于社会纠纷解决的引导作用，特别是通过司法案例明确司法对于各种社会行为的判断，引导当事人对纠纷解决结果形成合理预期，为非诉化解纠纷提供示范。通过这些具体措施，推动人们对诉讼形成理性认识，正确对待和行使自己的权利，自觉抑制滥用诉讼权利、浪费司法资源的行为，让“无讼”文化在法治中国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摘编自顾培东《认识传统社会“无讼”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