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费孝通先生在《羞序格局》以及《礼治秩序》两章节中，向我们表达了一个以父系社会为核心向外波饮式延伸的家族观念，为我们展示了其核心论点“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个极其稳定、变化很慢的熟人社会"。这一论点会使人联想到，中国四大名著之首——《红楼梦》中描写的不就是这样一个“极其稳定、变化很慢的熟人社会”吗？贾史王薛是《红楼梦》中具有稳固社会地位的结合体，是联谊关系盘根错节的命运共同体。
四大家族通过长年累月的经济、婚姻以及政治上的链接，建立了一个稳固家族联盟。因为稳固，使后来受到保护的于孙后代在“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底护下不思进取，四大家族宅府的大门中，已经生出一种犹如“不知身外事”的境地。这与费孝通先生在《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两文中所谈到的空间、时间尺度上文字在乡村的价值有异曲同工之妙。《乡土中国》中提到的“文言”，由于空间尺度上彼此之间联系过于紧密而不需要多余的语言进行交流，或者是国为时间尺度上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定型，其历史轨迹也是一条直线，语言足以传递代际经验，不需要文字，导致文字无读下乡，社会渐渐向原始部落“退化”。那么在四大家族间也是如此，他们由于联系过于紧密而不需要因为对方做出任何多余的改变，浙浙地也步入了"退化"的阶段。这样，当而对外界突如其来的变故时，他们这一命运共同体很容易就会乱了阵脚，从而走向衰败。
当然，当事情变得更糟时，赏府也做出了努力。例如：在探春兴利除弊这一章回中，探春发挥自己的商业头脑，实施了“开源节流”的策略，将大观园中荒置的田地租给嬷嬷们耕种收取地租，不仅将贾府中闲置的土地利用起来，还能“开源”，净赚了几百两银子。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即使探春的努力能够得到钱财上的优势，但也不得不承认，探春自身存在的局限限制了她的思维，也限制了她的行动。由于自己“女儿身”的限制，探春所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只是在贾府中进行，只是在大观园中进行，只是熟人与熟人间的交易，没有打破根深蒂圆的乡土观念，并没有进化到真正的商业思维。
在《红楼梦》中，最令人唏嘘的莫过于宝黛的“木石前盟”。为了应对外界的冲击，保住最后的地位，四大家族权衡利弊之后，不顾宝玉与黛玉之间的感情，直接为宝玉做出了“弃黛保钗"的选择。这样的选择也体现了《乡土中国》中提到的"家族维系"的乡土观念。家族之间为了保持长期稳定的“命运共同体”形态，就需要贯家与薛家再建立最亲密、最直接的关系。在“金玉良缘”缔造之前，薛家与贾家之间的链接，其实一直都是通过王家才得以实现，薛姨妈与王夫人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要比"金玉良缘"弱得多。因此，在宝钗造宫失败后，为了提升社会地位，薛家权衡利弊，迫切渴望她能嫁入贾府；同时，贾家也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迫切与薛家联姻，所以才有了“金玉良缘”一说。
（摘编自葛妍《从乡土社会视角看不一样的<红楼梦>》，有删改）
材料二：
探春说：“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早走了，立出一番事业来，那时向有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儿家，一句多话也没我乱说的。"其言之不满现状，于兹可见。她在荣府中，能够受人重视，博得上下称许，完全是她自己努力。探春虽生于富贵之家，幼时回为庶出，也许生活不如嫡出那样舒服，故能深知荣府的积弊：而收入不毁支出，则为荣府最大的危机。
探春改革固然只限于大观园之内，然此非探春之过，盖大观园之外有人管理，如贾琏、赖大、林之孝等人，又涉及贾母、贾赦、贾政诸人。大观园自然就成为另一个世界，探春行使权力只限于大观园之内，故其改革亦限于大观园之内。然而大观园乃是荣府的一部分，整个荣府腐化到无法改革，则只改革区区的大观园，不但没有用处，而且大的宿弊只可助长小的宿弊，改革小的宿弊，绝不会使大的宿弊因之消灭。
探春在大观园内所作的改革，只有两件事。一是节用，姑娘们已有二两银子的月钱，丫头们又另有月钱，则头油、脂粉何必另外再有二两银子。何况此二两银子的头油、脂粉是由买办经手去买，往往买的不是正经货，使不得，所以探春把这一笔开支取消了。二是兴利，把大观园内花卉、树木交给忠实的老婆子管理，凡姑娘丫头的头油、脂粉、香纸以及各处笤带、簸箕、拌子，并大小禽乌鹿兔吃的粮食，“都由她们包了去，不用向账房领钱”，即以大观园花卉、树木的收入，充为购买这些物品之用。
明代丘浚云：“三害（冗吏、冗兵、冗费）之中，冗费之害尤大，必不得已而去之，吏兵无全去之理。惟费之冗者，则可权其缓急轻重而去之焉。凡所谓冗者，有与无皆可之谓也。事之至于可以有，可以无，吾宁无之而不有焉，则不至害吾财矣。”荣府的奢靡均属于冗费，探春的改革，不过去其冗费而已。
（摘编自萨孟武《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