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舒衡哲(VeraSchwarcz)说:“十八世纪欧洲启蒙学者渴求从宗教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则为改造自己身上的奴性而斗争,这种奴性源于家庭权威而不是神权专制。历史条件的差异使启蒙具有不同内涵。”
——摘编自《关于五四运动中的启蒙精神的探讨》
材料二:余英时说:“我们看了鲁迅的例子最能明白‘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其所凭借于旧传统者是多么深厚。当时在思想界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他们反传统、反孔教之际首先便有意无意地回到传统中非正统或反正统的源头上寻找根据。因为这些正是他们比较熟悉的东西,至于外来的思想,由于他们接触不久,了解不深,只有附会于传统中某些已有的观念,才能发生真正的意义……有时尽管他们笔下全是外国新名词,若细加分析则仍无法完全摆脱传统旧格局。”
—摘编自《浅议五四运动中的启蒙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