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夏商直到春秋时期，文学传播以口头传播为主。那时虽然有了甲骨、金石、竹木简及帛丝等文字载体，但是由于受到各种限制，它们在文学传播方式中还不能居于主导地位。《汉书》中有“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全在竹名故也”。也就是说，《诗经》虽然在秦代被焚毁，但是汉代还能完整保留下来，就是因为人们口口相传，不完全是依靠竹帛的记录。
西汉以后，直至唐代，随着统治者对文学典籍的重视，特别是造纸技术的不断提高，萌芽于先秦时期的抄写才真正成为文学传播的主要方式。魏晋时期甚至出现了“佣书”，即专职抄写员。“佣书”的出现大大加快了文字的传播速度。当时著名诗人谢灵运的作品为世人追捧，出现过“每有一诗到都下，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的场面。
至于雕版印刷，有史可考的说法是源自唐初。进入五代时期，雕版印刷得到了统治者的鼓励。到了宋代，雕版印刷技术取得了空前的发展，清人编著的《书林清话》记载：“书籍自唐时镂版以来，至天水一朝，号为极盛。而其间分三类：曰官刻本，曰私宅本，曰坊行本。”描述了宋代雕版印刷呈现的特征——官府、私人和民间集体共同参与，刻书地域分布广泛，书籍种类和数量众多。
《宋史•邢禺传》载：景德二年（1005年）夏，宋真宗到国子监视察，问及书籍刊刻情况，邢禺回答说：“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备。”这当中就包括为宋朝统治阶层所推崇的韩愈作品集。
（摘编自郭平《宋代印刷术繁荣放大韩愈影响力》）
材料二：
北宋初期到中期，是印刷术逐渐成熟并渗入日常生活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士人敏锐感受到了印刷术发展对传统阅读方式的冲击。急遽增多的书籍对阅读速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士人不得不放弃抄本时代字斟句酌的反复咀嚼。获取书籍的便捷，在缓解记诵压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士人读书的粗疏。
尽管如此，时代确实在以不可逆转的趋势向前发展。士人的阅读方式和知识结构持续改变。曾让杜甫沾沾自喜的“读书破万卷”，对宋人而言不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王安石自称“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欧阳修不但读书多，而且以读书为人生第一乐事，“至哉天下乐，终日在书案”。宋人的阅读量空前增长，知识面迅速拓宽，因而建立起淹通经史、学兼四部的新型知识体系。新型知识体系又促使他们的思考方式发生转变。新兴的文艺思想即在此基础上得以生长。
北宋中后期，宋代文艺思想迈入全面繁盛的阶段。印刷术发展对宋代文艺思想的潜移默化，于此时收获了累累硕果。首先，对学识积累的高度重视，成为此时期士人的共同追求。宋人以博学相尚。基于印本的易得和阅读速度的提升，士人们读书之多、学问之博，一般远超前代文人。据记载，有人对宋神宗说，苏轼文才可与李白相比，宋神宗回答：“不然，白有轼之才，无轼之学。”在他的眼中，论诗歌的天才，李白、苏轼或可比肩；而论学识的渊博，则李白一定不如苏轼。神宗的说法虽只是一己之见，但也反映了宋人对学识的重视程度之高。
其次，宋人不仅追求学识的积累，还追求学识的创造性转化。伴随知识增长而来的，是理性的判断和积极的思索。宋人不满足于知识的组合与叠加，而追求博学基础上的超越和探索属于自己的特色。这一倾向在诗学领域的体现尤为突出，“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哲理性、议论性的增强，是宋诗区别于唐诗的重要特征。智性思维和思辨色彩，也成为宋代文学及文艺思想的突出特色。
再次，知识面的大幅拓展与新型知识体系的建立，推进了文学内部各文体以及文学艺术各门类之间的交汇与整合，促生了集大成式的文艺思想观念。大量的阅读与知识的储备，不但有助于宋人遍考前作，而且激励他们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就文学内部而言，各文体之间的相互勾连、相互影响极为突出，形成“破体为文”的重要观念。破体为文的现象在宋代文学中大量存在，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各文体之间的界限被频繁打破，作者不断吸收其他文体的特长，充分发掘各文体的表现潜能，丰富了文学的面貌。与此同时，文学又与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门类交汇，碰撞出耀眼的火花。在音乐基础上，词的独特形制与艺术专长得以成型，进而成为宋代文学之突出代表。
从技术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南宋印刷术达到极盛。随着印刷业的持续扩大，专门性的文艺批评著作得以迅速增多。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在“知识爆炸”之后的反思。知识的大幅增多，固然拓展了眼界，但也带来了许多困惑——面对众多庞杂的信息该如何取舍？对知识的依赖可以达到怎样的程度？知识积累是否是提升文学艺术境界的唯一途径？正是在这类反思中，主张“铺张学问”“点化陈腐”的江西诗风遭到反拨，闭门觅句的做法受到否定。
（摘编自周剑之《印刷术与宋代文艺思想之演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