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礼法合治”思想自西汉至清末的两千年间，伴随着秦汉封建专制一体化的形成和发展，逐渐积淀于民族心理之中。所以礼法两种文化的交锋反而促进了两者的发展，形成了“礼法合一，德刑兼治”。自西汉儒学家们发动“引经决狱”将经义凌驾于法律之上，实践于审判活动中；东汉儒臣掀起“引经注律”的热潮，将法以儒家的思想解释于法家之律文；唐律“以经立法”“一准乎礼”的思想铸就了中华法系鼎盛时期，至此“礼法合流”即成，成为了“礼为本，法为用；礼为主，法为从；礼为先，法为随；寓礼于法，明法彰礼”的法律价值体系，可以说当时礼乐教化的儒家思想渗入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摘编自黄孚劫《礼乐教化对法治思想的影响》
材料二：清末法理派在法律实践中力图建立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在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的努力下，无论是对法的一般理论的理解，还是对法律学科的研究，包括对法律人才的培养、对执法者的管理规范、对犯法者的惩治教育，都在努力超越传统法观念，试图用西方近代法律理念来“会通中西”。在对宪法、刑法、民法、商法等部门法，包括司法制度等法律体系的框架构建和具体法律的修订中，更多地倾向于移植西方近代法律体系。通过法理派积极推进变法修律，最终形成了以《大清新刑律》为首的一批成果。
——摘编自桂林《论清末法理派的法律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