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乡村人口是固定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这些宣泄出外的人，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运命下被淘汰了，或是“发迹”了。我在广西靠近瑶山的区域里还看见过这类从老树上吹出来的种子，拼命在垦地。在云南，我看见过这类种子所长成的小村落，还不过是两三代的事；我在那里也看见过找不着地的那些“孤魂”，以及死了给狗吃的路毙尸体。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在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有改动）
材料二：
中国从世纪之交开始经历有史以来最为剧烈的城镇化进程，由乡土中国迈向了城乡中国。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巨大鸿沟，这是由城乡之间的大规模流动人口造成的。进入21世纪，长期蓄积于农村的大规模劳动力在短期内井喷式地涌入城市务工，他们逐渐从土地和家乡挣脱出来，投入异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巨大洪流之中，但却长期“候鸟式”漂泊于城乡之间，处于“半城市化”状态。大规模农民工的“半城市化”，本质上只是在生产方式和经济收入上挣脱了土地的束缚，不再主要依赖土地和农业为生，转而从工业和城市中获取经济收入。因此，中国城镇化率虽然已接近65%，但由于大规模农民工的存在，仍然只迈过了城镇化的上半程。
农民工的真正市民化是中国城镇化下半程的关键任务之一。受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目的地不是东部沿海地区，而是返回家乡。阻碍农民工在东部城市地带扎根的首要因素仍然是住有所居问题，此外还有高昂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和日常生活成本。除上述经济性因素外，农民工之所以更倾向于回归故土扎根，还与社会文化性因素密切相关。一方面，中国人具有很强的乡土或家乡情结，这是乡土中国最深沉的社会底蕴之一。不仅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长期束缚于乡土，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对乡土具有特别的感情和依恋。家是中国人最重要的根，家乡实际上是家的外推和扩大，因此乡土情结对中国人社会行动具有很强的引导性。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家乡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很强的完整性，一旦其远离家乡在外彻底扎根，就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这一重要的社会网络。他们在家乡的城乡空间体系中重新扎根，则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原有社会关系网络的完整，并可进一步扩展和外推，进而嵌入家乡的城乡社会之中，浸润和汲取这一社会的养分，避免成为城市化洪流中的原子化个体，家乡的城乡社会是他们的栖居地和避风港。
因此，农民工的真正市民化很大程度上会通过返回家乡实现，他们会在家乡的城乡空间体系中重新分层级扎根下来，县域范围内的县城和小城镇是农民工返回家乡后的主要空间载体。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农民工的“分层沉淀”过程，即农民工根据自身的经济收入、家庭结构等因素，主动选择在家乡的中小城市、小城镇、小集镇和村庄等不同层级空间中重新扎根落地的过程。农民工“分层沉淀”的过程，也是回归乡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返乡农民工作为主体力量，将对以县域为核心的城乡空间体系和社会形态完成重塑。因此，中国城镇化下半程的核心是农民工回归乡土并重构乡土的过程。但是，由于县域非农就业空间有限，农民工家庭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跨区域的“半工半耕”家庭形态仍然会长期存在，这也反映了中国城镇化下半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摘编自焦长权《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上半程与下半程》，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