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禅宗直截简明，颇与武士的性格相合，它提供武士信佛即可得救的观点。宋明理学号称正宗，实际上和禅宗是一脉相通的。幕府为了组织一个军事专制的帝国，就需要在相应的经济关系之上，另有一种统治的力量，这就是适应封建社会要求的武力和文化。当时享受特权的武士贵族代表着武力，而朱子学则是维护这种封建身份制度的文化力量。德川初期，幕府提倡朱子学，它成了正统官学。至于古学派和朱子学派的论争，则是代表地主阶级主张王政复古与代表拥护幕府思想间的斗争。从朱熹的哲学思想出发，日本朱子学有走向理一元论的唯心主义派，如海南朱子学派和水户学派，也有走向气一元论接近唯物主义派如京都朱子学派、海西朱子学派和大阪朱子学派。
——摘编自李甦平《试论宋明理学在日本的传播及其演变》
材料二：清朝统治者以“天朝上国，无所不有”的专制主义态度排斥一切外来文化，视汉语之外的外国语言文字为“夷语”，而学习“夷语”即“非王之道”，显示出很强的鄙夷色彩及排外心理。清末鸦片战争以后，惨遭战争之痛的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19世纪60年代，在与西方列强的频繁交涉中，清政府苦于“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不得不痛下决心仿照清初俄罗斯文馆教习之例开设外语学校。
——宁建花等《从“西语”到“西学”》
材料三：传统中华文化共同体近代以来的深刻裂变，是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下开始的。在作为《青年杂志》发刊词的《敬告青年》中，陈独秀高调揭示新文化六大纲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六大纲领，无一不是以近代西方为坐标；无一不是将近代西方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泛滥、工业文明的确立而产生的部分观念与制度，视为中国必须原封不动照样复制的目标模式。
——姜义华《中华文化共同体的百年裂变与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