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殷墟所出的十五万片甲骨文，有单字五千多个，其中为各家公认的字只有一千几百个。甲骨文能完整地记录语言，是具有一定体系和有较严密规律的文字。与后来的汉字相比，甲骨文还有其独有的特点，表现出一定的原始性：一是一字异形，字的结构不大固定，即一个字既可正写又可反书；偏旁可左右或上下移动；字的笔划或多或少。二是异字同形。三是合文，即把两个或三个字刻（写）在一起，在行款上只占一个字的位置。
以“鹿”字为例（图）。鹿因为常常是商王捕猎的主要对象，所以在甲骨卜辞中出现得非常频繁，但鹿字却没有统一的写法，除了有横书、直书的区别外，头向亦有左右差异，有时身躯仅以简单的曲笔表示，但也可见到完整躯干并饰以斑点的表现法，甚至偶可见到眼晴、脚趾的细部描绘。尽管字形多样，鹿字仍看得出是在描绘头顶有一对犄角的偶蹄动物侧面之形，四只脚也因视觉关系被省略为两只。
（摘编自刘一曼《甲骨文字的特点及主要内容》等）
材料二：
世界上所有的原始绘画文字，都已改为拼音的音将文字了，只有我国文字还保存着比较原始的状态。每一个图画变成了一个方块字，田字像农田，大字像大人，多少还保存一点原来的意思，所以称为意符文字。
其实我国文字，在古代已早就同时用音符了，最初的三种造字方法，自然完全是意符，为象形、指事、会意。可是这三种方法造出的字，只占了十分之一二。以后又想出造“形声”字的方法，声音占一半，图形占一半，把音符与意符合在一起，就大量制造新字，数量要占着十分之八九。
中国文字是注音字而不是拼音字——文字是语言的符号，不能离开语言而独立，中国语用一个“单音节”表示一个物名、一个意思，这和欧美各国的语言用复音节是大不相同的。复音节语，不能用一个字代表许多音，而我们能够。因为单音节的关系，同音字多，不但用耳来听，同时也需用眼来看。如“工”“公”“功”和“攻”，所以中国字是“目治”的“意符”，不完全是“耳治”的“音符”。
中国文字有统一的功能——因为中国文字是“目治”，是“意符”，靠着眼睛就可以辨认，所以它可以离开读音。无论古今方言声和韵如何转变，它的含义永远不变，因而能发挥“同文”的功能。我们中华文明能成为世界上最古老且从未断绝的文明，目治的意符文字是居功甚伟的。
（摘编自董作宾、董敏《甲骨文的故事》）
材料三：
形声字的大量产生大约在周秦时代。和象形字不同，形声字的文化信息不是存在在个体汉字的总体取象里，而是集中在它的义符里。形声字的义符反映了它所记录的词意义的类别，是一种比较概括的取象。《说文》小篆反映的是五经的词义，因此，也就反映了周秦时代的文化。在汉字构形上，小篆对形声字的义符进行了规整，义符系统反映了当时的文化信息。“草木竹禾”是《说文解字》中表示植物的四个大部首。它们所辖字的总数达1195字，约占《说文解字》总字数的12%，四大部首所从字的数量如下表：
| 艹 | 木 | 竹 | 禾 | |
| 正篆 | 445 | 421 | 144 | 87 |
| 重文 | 31 | 39 | 15 | 13 |
| 总计 | 476 | 460 | 159 | 100 |
植物类部首比例增多，这是因为中原地带在秦汉时代的生产已经进入农耕为主，人类生活与植物的关系更为密切，汉字的造字取象于植物的数目大量增多，而且利用形声字的表义偏旁来分类。四个部首的划分说明了很多问题：一方面说明古人对草本植物与木本植物已经分得很清。在草本植物中，自然野生植物从“艹”，人工种植草本植物从“禾”。两方面的动词也已经分立了，种禾叫“种”，种树叫“植”。竹，现代归禾本科，分布在亚热带地区。《说文》解释作“冬生草也”，可见也是把它看成草本植物。“竹”部首的确立说明，中国南部长江流域的文化已经与黄河中下游文化有所交融。
（摘编自王宁《汉字六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