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千里迢迢，远涉重洋来到这北美胜地丹佛，接受应用人类学会给我的马林诺 斯基 纪念奖，我的心情已经远远超过了寻常的欣慰和感激。
我师事马林诺斯基教授为时不久，只有两年。我就教于他的门下实有内在的 原因，首要的原因是我学习社会人类学的动机。我在《乡土中国》导言中有过一 段自白。 当 时作为一个30年代的中国青年，处于民族和国家存亡绝续的关头， 很容易意识到个人与社会集体的密切关系，而觉悟到不解决民族和国家的前途问 题，就谈不到个人的出路，当时像我一样的青年人，开始认识到必须对中国社会 有清楚的理解，因而要求摸索出一条科学地研究中国社会的道路。我早年所追求 的就是用社会科学知识来改造人 类社会，就是跑出书斋，甚至抛开书本，走入 农村、城镇等社区，通过实地观察和体 验社会生活来了解中国社会。但是通过 实地观察体验得到的许多资料怎样去整理、分析、解释以达到认识中国社会的目 的呢？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找到了马林诺斯基教授的门上。在他的指导下，我 把去英国前在家乡一个农村里所记下的调查资料，整理和编写成《中国农民生活》 这本书。
人民中国建立后，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怎样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问题。我于是投身到民族的研究工作中。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解放后， 各族人民一致要求实现民族平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里要有各民族的代表，民族 聚居区要建立 民族区域自治 ；各民族可以使用各自的语言文字，各个民族的风 俗习惯和信仰也受到合理的尊重……要落实这些措施，许多具体的情况必须要搞 清楚。比如， 中国究竟有哪些民族？各有多少人？分布在什么地方？另外，我所参 与的研究工作是跟人民的要 求和政府工作的开展相适应的。各民族为了改变落 后面貌、发展经济和文化，要求进 行必要的社会改革，而这些改革必须从他们 当时的发展阶段出发，由他们本民族人民 自愿进行。这里就需要这一种科学研 究-如实地分析各民族的社会当时已达到了什么发展阶段。我们研究各民族的社 会历史， 目的是帮助各民族发展起来，而在研究过 程中我们需要比较社会学的知识和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作为我们分析具体社会的 工具。我们是为民族 地区进行社会改革提供科学的事实根据和符合当地人民利益的意见。这可以说是 一种应用的人类学。
我常常想到解放前在农村里调查时遇到的苦恼，那就是被调查者不理解我为 什么进行调查，这种调查对他们有什么好处。解放后，我做调查工作时就感觉到 温暖和亲切。这其实没什么窍门，只不过是因为被调查者是明白并相信调查者是 为他们服务的，是要解决他们的问题，实现他们的愿望。从这种切身体会中，我 似乎见到了社会科学的新境界，就是社会科学的调查研究完全可以帮助人类摆脱 改造社会的盲目性和被动性，进入科学性和主动性。
这段历史证明了一个真理，就是科学的对人民有用的社会调查研究必须符合 广大人民的利益，也就是说真正的应用人类学必须是为广大人民利益服务的人类 学。这就 是我在题目中所说的“人民的人类学”的涵义。
(摘编自费孝通《迈向人民的人类学》)
材料二：
围绕着社会学源流的“本土化”之争，深层次上是社会学“科学性”与“人文 性”属性的冲突：社会学是一门科学，科学理论应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 遍性知识， 而不能是只适用于特定地域的地方性知识。有人将本土化追求与“ 反实证”倾向联系 认为“社会学中的反实证倾向存在已久，并非中国社会学中 主张本土化者之首创” 。也 有人将对本土化的质疑归结为方法问题，认为“社 会学本土化之类，所遭遇的最大问 题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方法问题……这点成 为熟悉实证研究，尤其是定量研究者质疑 本土化是否必要和可能的理由” 。从 本土化之争可以看出，我国不少社会学人实际上把 诞生于西方且富有浓厚西方 文化色彩的社会学当作了社会学的全部，潜意识中将“科 学”与“人文”相对 立。
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社会学应当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命题，大声 疾呼“扩展社会学传统界限” 。他特别关注到中国传统文化“将心比心”“推己 及人”“格物 致知”就是一种直觉认知方式，“含有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实证 主义、科学主义的特殊 的方法论的意义，它是通过人的深层心灵的感知和觉悟，直接获得某些认识，这种认 知方式，我们的祖先实践了几千年” 。费先生“双 重性格论”为奠定社会学的中国特色 指出了方向，他强调“将心比心”的田野 调查，注重“解剖麻雀”式典型个案研究，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 有机融合，实现“双重性格”的优势互补。这里有严谨严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 度，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的“文化自觉”。
(摘编自石英《新科技革命与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建构》)
微信扫码预览、分享更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