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一：
北中国
萧红
一早晨起来就落着清雪。在一个灰色的大门洞里，有两个戴着大皮帽子的人，在那里响着大锯。
“扔，扔，扔，扔……”好像唱着歌似的。
不远就有一段树林，沿大道的两旁长着。说是养了一百来年的大树，从祖宗那里继承下来的。将来还要传给第二代、第三代儿孙，最好是永远留传下去，好来证明这门第的久远和光荣。
可是，今年却是这树林的主人自己发的号令，用大锯锯着。
树上的喜鹊窝，新的旧的有许多。树一被伐倒，喜鹊窝也跟着覆到地上，有的跌破了，有的则整个的滚下来，就坐在那亮晶晶的雪上。
一百多棵榆树，现在没几棵了。
上房的门喀喀地响着就开了，老管事的手里拿着一个信封，从台阶上下来，怀怀疑疑，把嘴唇咬着。那两个拉锯的，一看这情景就知道大先生又在里边闹了。
老管事的走进大门洞，把信封拿给他们两个细看。他们都不识字，老管事的也不识字。不过他闭着眼晴也可以背得出来，这样的信，他的主人从生了病的那天就写，一天或是两封三封，或是三封五封。已经写了三个月了。
老管事的把信封头朝下、脚朝上地倒念着：
中华抗日英雄
耿振华吾儿收
父字
全念对了，中间写在红绶上的那一行，他只念了“耿振华收”。一个拉锯的，连忙补添着说：“耿振华吾儿收。”
清雪还照旧下着，两个拉锯的，又在那里唰唰地工作起来。这样好的木头哪里去找去！现在锯了，毁了，劈了烧火了。好像他们自己的命运一样，看了未免有几分悲衮。
“百乡棵树，耿大先生想儿子想疯了。”
大少爷一走，开初耿大先生不表示什么意见。他想，过了一些时候，就会回来的。自己年轻时，也是那样。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时候，还偷偷地加入了革命党呢。只希望他在外边碰了钉子就回来了。
儿子的母亲，一哭哭了三四天，说儿子走的三四天前，她就看出孩子有点不对。眼泡是红的，一定是不忍心走，哭过了的，还有他问过母亲一句话，他说：
“妈，弟弟他们每灭应该给两个钟头念中国书。尽念日本书，将来连中国字都不认识了，等哪天咱们把日本人打跑了，还满口日本话，那该多么耻辱。”
妈就说：“什么时候会打跑日本？”
儿子说：“我就要去打日本去了……”
这不明明跟母亲露一个话风吗？可惜当时她不明白，现在她越想越后悔。
儿子一去就是三年，只是到了上游时，有过两封信。以后就音信皆无了。传说就在上海的抗日部队里，当了兵。后来，又说他早就不在上海了，在陕西八路军里边工作。
母亲在这三年中，会说东忘西的，无所因由似的说哭就哭。
可是耿大先生则不然，关于儿子，他一字不捉。只是夜里不睡觉，静静地坐着，往往一坐坐个通宵。
他夜里坐了三年，竞把头发坐白了。
大少爷一走，全家都散心了。院墙倒了，用一排麦秆附上；房子漏了雨，拿一块砖头压上。一切的光辉生气随着大少爷的出走失去了。
现在耿大先生早已经病了，有的时候清醒，有的时候则昏昏沉沉地睡着。
今年阴历十二月里，他听到儿子大概是死了的消息。这消息是儿子从前的一个同学那里传出来的。
耿大先生拿起这些日子所有的报纸，看了半夜。直到鸡叫天明，他枕着那些报纸，忽然做了一梦。在梦中，他的儿子并没有死，而是做了抗日英雄，带着千军万马，从中国杀向“满洲国”来了。
耿大先生一梦醒来，从此就病了。
清醒的时候，他就指挥着伐树。
“伐呀，不伐白不伐。”
把树木都锯成短段。
“烧啊！不烧白不烧，留着也是小日本的。”
等他昏迷的时候，他就要笔要墨写信。
只要客人来了，他就说：“你等一等，给我带一封信去。”
家里的人，觉得这是一种可怕的情形。若是来了日本客人，他也把那抗日英雄的信托日本人带去，可就糟了。
所以自从他一发了病，也就被幽禁起来，把他放在花园角上那凉亭子里去了。那花因里素常没有人来，一到了冬天，满园子都是白雪。凉亭里边生了一个炭火盆。他寂寞的时候，就往炭火盆上加炭。
有一天，厨子给老爷送饭的时候，一开门，满屋子的蓝烟。往地上一看，耿大先生就在火盆旁边卧着，一只手按着自己的胸口，好像是在睡觉，又好像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似的。
耿大先生死了。
1941年3月26日
文本二：
好的作家在具体的文学创造中，会采用很多策略加强时空叙事的张力和粘合力，使叙事中的时间进程和空间拓展趋于复杂化，丰富文本的市美意蕴，萧红的小说擅于在单一的故事情节发展中蕴涵隐性情节，把时代风云变化的隐性情节隐藏在具体平实的小人物日常生活遭遇的表层情节发展中，让表层情节和隐性情节相互渗透，一方面可以更完整地理解表层情节进程中不能得到很好解释的某些因素，另一方面也丰富和拓宽了小说风云变化的时代背景，这样处理不仅能够揭示时代特征，还能巧妙地展现人物的心路历程和作家的主观意图。
（摘编自楚金波《论萧红短篇小说的时空叙事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