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外戏剧经典的跨文化研究，就是考察一国的戏剧在跨越语言、国别、文化、媒介等界线后，如何进入异域文化语境或数字空间，获得他者文化的理解和新的跨文化阐释，从而产生有别于它们在本土文化中的意义、影响和传播。
是否具有“跨文化性”，是确定跨文化研究对象和衡量其价值的标尺。那些在中外戏剧史上产生了特殊跨文化影响力的经典，是戏剧跨文化研究的重点对象。戏剧跨文化的过程，是一个个复杂且充满隐微细节的案例，只要涉及语言、国别、文化、文明、媒介等界线的跨越，具有跨文化、跨国族、跨地域的特点，就可进入比较视域的戏剧研究空间。
在中外戏剧的历史长河中，最具有文化交互属性、传播效果的戏剧经典，往往携带着本民族文化的精髓，经过剧本翻译或域外舞台表演成为跨文化戏剧史上的高光时刻，产生了广泛的国际传播效应。《赵氏孤儿》不仅是18世纪在欧洲被译、编、演，广为流传的中国戏剧，而且开启了中西戏剧近三百年的交流史。以欧洲戏剧为傲的欧洲人第一次看到了中国戏剧的模样，还尝试在西方舞台上体验中国戏剧的人物故事与孔子之道。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智能科技的发展，数字技术、VR（虚拟现实）技术、新媒体等深刻改变着21世纪人们的生存方式，也给戏剧的跨文化交流与传播带来新的契机与挑战。
第一，戏剧舞台层面，早期的多媒体技术将舞台、布景、音效、灯光、影像等不同形式灵活切换和组合，极大丰富了舞台的视、听觉元素。21世纪数字技术的渗透对舞台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人工智能植入与应用剧场后，人机互动的舞台创造力和表现力有了更多可能性。与此相应，智能技术与剧场艺术的交叉研究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
第二，观演关系层面，科技不断革新表演手段与观看形式，运用VR（虚拟现实）技术的沉浸式剧场改变了舞台的演出空间，逆转了表演与观看的主次关系，颠覆了传统的剧场观念。互联网中涌现的网络虚拟剧场的实践热潮，更是将表演与观看的互动关系推向数字化、虚拟化方向，网络观演引发了关于何为“戏剧”等核心问题的探讨，戏剧表演的新技术体验与传统剧场的生命力如何延续等问题不断被抛出，中外戏剧经典面临挑战。
第三，资源共享与全球传播层面，网络科技的高速发展有利于形成中外戏剧的大数据信息，如挪威易卜生中心的“易卜生全球舞台数据库”，其利弊同时存在：全球用户可分享资源，但网络资源善用者和不善用者的数字鸿沟日益明显。同时，社交媒体等新媒体打开了前所未有的戏剧数字空间，既拯救了一些剧场，又在全球网络社区形成了戏剧全球传播的新路径。
21世纪的戏剧跨文化研究不仅要关注戏剧的数字人文现象和全球传播路径和方法，揭示其内在规律，更需要加强中外戏剧经典在舞台艺术、虚拟空间和大众媒体文化等多层面的交流互通。中外戏剧经典的跨文化研究，不仅可以召唤深藏于其中的文化记忆，还能沟通中外文化，促进多元文明互鉴，可谓价值重大，意义深远。
（摘编自陈戎女《中外戏剧经典的跨文化研究》）
材料二：
戏剧是一门综合的舞台艺术，它包括文学、音乐、美术、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是这些艺术形式的有机统一和综合运用，是人类共通的精神和艺术现象。但由于文化的不同，人类的戏剧在形成之初就分成两大类型：其代表是西方文明所孕育的古希腊戏剧和东方文明所孕育的中国古典戏曲。它们的共生和异质提供了人类戏剧内涵的丰富性，在悲剧的表现形态上体现出差异。
古希腊戏剧的诞生，最初萌芽于酒神祭祀，在形成之初就明确地分为悲剧和喜剧。其产生不可避免的带有希腊城邦文化的特色，印上了海洋文明的烙印。古希腊悲剧有一个共同特征：通过神话题材，建立起丰富的主题，包括政治、宗教、伦理道德等。作家往往用命运来解释他们无法理解和解决的矛盾和困难，悲剧主题往往建立在人类自由意志和命运的冲突之中。命运是不可战胜的，人类无论怎样努力也逃离不了命运的安排，即便如俄狄浦斯一样努力地去摆脱命运，最终还是会失败。
中国古典戏曲所蕴含的悲剧性却刚好相反，大多是社会悲剧。中国古典戏曲作家的立场和出发点是现实生活和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悲剧主题也往往建立在人和人之间、人和社会之间的矛盾上。并且人们往往认为虽然道路曲折，但是前途依旧光明。所以中国人总想要一个心灵的安慰，给悲剧一个抚慰人心的结局，这种独特的悲剧性依然震撼人心。
唐岫敏在《悲剧与现代社会》一文中说，悲剧的主人公从出身高贵的英雄变为平民百姓，但是其使人恐惧、激发人怜悯之心的本质没有变，社会人生本身就具有悲剧性，中国的戏剧往往用一种凄婉悲凉的意境来描述生活的无奈。这也往往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它不像西方传统悲剧那样很生硬地把现实呈现在舞台上，证明命运的不可逆转。
希腊的人们面对的是海洋，他们是要靠征服海洋来获得自身的生存及发展的，而中国古人主要面对的是土地，是要靠征服土地来获得自身的发展的。土地和海洋相比更具有可征服性，即便会遇到自然灾害，但是我们可以运用人类的智慧总结经验，建设基础设施来减弱自然灾害带给我们的打击，面对自然环境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是有能力来征服它的，所以在中国古人的笔下命运就不再是矛盾的集中点。
（摘编自《上海戏剧·中西方古典戏剧的区别和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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