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孔乙己》《药》《明天》《风波》《阿Q正传》等篇都是对旧中国灰色人生的写照。尤其是出世在后的《阿Q正传》给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现在差不多没有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口里不曾说过“阿Q”这两个字。我们在接触灰色的人物的时候，或听得了他们的什么“故事”的时候，《阿Q正传》里的片段便浮现在眼前了。我们不断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遇见“阿Q相”的人物。我们有时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上是否也免不了带着一些“阿Q相”的分子，但或者是由于忽于饰非的。同理，我又觉得“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的，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通弱点的一种。至少在“色厉内荏”这一点上，作者写出了人性的普遍弱点。
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辛亥革命，反映在《阿Q正传》里的，是怎样的叫人气短呀！乐观的读者或不免要非难作者的形容过甚，近乎故意轻薄“神圣的革命”，但是谁若亲身在“县里”遇到这样的大事，一定会觉得《阿Q正传》里的描写是写实的。我们现在看了七八两章，大概会仿佛醒悟似的知道十二年来政乱的根因罢！鲁迅君或许是个悲观主义者，在《呐喊》中他对劝他做文章的朋友说道：“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朋友回答他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了，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因为“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所以鲁迅君便答应他朋友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后来，在《故乡》中他又明白地说出他对于“希望”的怀疑。
但是《阿Q正传》于辛亥革命之侧面的讽刺，我觉得并不是因为作者抱悲观主义的缘故。这正是一幅极忠实的写照，极准确地依着当时的印象写出来的。作者不曾把最近的感想加进他的回忆里去，他决不是因为感慨目前的时局而载了悲观主义的眼镜去写他的回忆；作者的主意似乎只在刻画出隐伏在中华民族骨髓里的不长进的性质——“阿Q相”。我以为这就是《阿Q正传》之所以可贵、流行极广的主要原因。不过同时，也不免有许多人因为刻画“阿Q相”过甚而不满意这篇小说，这正如俄国人之非难梭罗·古勃的《小鬼》里的“丕垒陀诺夫相”不足为盛名之累。
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丹麦的大批评家布兰兑斯曾说：“有天才的人，应该也有勇气。他必须敢于自信他的灵感，他必须自信凡在他脑膜上闪过的幻想都是健全的，而那些自然来到的形式，即使是新形式，都有要求被承认的权利。”这位大批评家的这几句话，我们在《呐喊》中得到了具体的证明。除了欣赏惊叹而外，我们对于鲁迅的作品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摘编自茅盾《读<呐喊>》）
材料二：
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里借主人公之口说：“喜剧依照西塞罗（罗马作家）的意见应该是人生的一面镜子，世态的一副模样，真理的一种表现。”莎士比亚同样借哈姆雷特之口说：“演戏的目的是‘给自然照一面镜子，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貌，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鲁迅创作《阿Q正传》，也正是给自己的同胞塑造一面开出反省道路的镜像。阿Q、堂·吉诃德、哈姆雷特等偏重反映人类精神状况的艺术典型就是一种讽世的镜子，人们可以从中照出自己的精神面貌。它们最重要的哲学启悟显义就是：对人们的认识逻辑、方法进行反思，启示人们正确地认识自己与认识世界。高尔基称赞契诃夫的作品“能够使人从现实性中抽象出来，达到哲学的概括”。哲学境界是文学作品最难达到的巅峰。
鲁迅写《阿Q正传》也正是“从现实性中抽象出来，达到哲学的概括”，成为给人们开出反省道路的经典镜像。
缺乏认知能力，始终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以及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浑浑噩噩，糊里糊涂，以自我为中心，瞧不起城里人，也看不起未庄人。得意时趾高气扬，欺侮弱者；失败时又靠精神胜利法，化失败为胜利，在“瞒和骗”中寻求圆满。阿Q的这种性格是世界非文明时代人类荒谬性的象征，塞万提斯通过堂·吉诃德这一不朽的形象表现了人类易于脱离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变化、陷入主观主义误区的普遍弱点。鲁迅则通过阿Q这一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表现了当时中国的一种昏聩颟顸、自欺欺人的精神现象，同时也反映了人类易于逃避现实、退入内心、寻求精神胜利的精神机制和普遍弱点。《阿Q正传》实质是鲁迅这位思想家型的文学家创作的哲学小说。阿Q是一位与世界文学中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奥勃洛摩夫等典型形象相通的、着重表现人类精神机制的、特异型的艺术典型，可以简称为“精神典型”。以这些典型人物为镜子，人们可以看到自身的精神弱点，“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
（摘编自陈漱渝、张梦阳《<阿Q正传>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