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山西一地在明代276年间曾37次出现灾疫，且多在成化十八年(1482年)之后。疫灾常常与水、旱、地震等自然灾害同时发生，与饥荒并发的频率最高。战祸一起，疮痍满目，疫疠丛生。面对频发的灾疫，朝廷常常发布诏令减免税粮田租，也常发帑(钱财)赈济灾民，减缓灾情。在疫病流行时期，军营将士会食用特定草药预防疫病，并将患者与健康士兵隔离开来，以免扩大传染。地方官府常常采取施医送药的救疗手段，扩大救疗面。明代对疫病发生虽已有较为科学的认识，但仍然存在以天命解释灾难和疫病发生的情况，认为天意不可违，因而一些地方官也常采用斋戒祈祷的方法驱避疫气。一些深怀济世思想的医生不避疫气，不辞劳苦，施医送药。深受儒家爱民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也主动出资出力，救助于民。
——摘编自张丽芬《明代山西疫灾特点
及救疗措施述略》
材料二 14至17世纪中期，伦敦先后暴发过20多次大小瘟疫。面对最初的黑死病疫情，教皇亲自设计弥撒驱逐瘟疫，教会则通过教堂担负起医疗救治的责任。政府规定严禁暴尸街头，死者必须深埋；限制出入病疫区。许多地方当局还规定有传染嫌疑的房屋及家具要通风熏蒸、曝晒消毒，并向民众普及医学和公共卫生知识。英王对疫病重灾区免除征税，同时发布公告严控伦敦城内的屠宰活动，禁止污血流入街道或泰晤士河。随着疫病的扩散，政府进一步制定卫生法规，管制医药行业，推进医疗的正规化进程，并新建或重建多家医院。城市也开始设置清道夫清扫街道。到了16世纪，关注公共健康成了欧洲各大城市普遍的现象。这些医学上的变化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卫生革命”。
——摘编自魏晨光《从黑死病反观14—17世纪英国的社会生活和医疗状况》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