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诗人屈原将楚地祷祝之辞的巫歌和《诗经》中“赋”的创作方法有机地融会在一起，加之他的激情，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文言散文诗因此产生。以《离骚》《九歌》为代表的文言散文诗组成的《楚辞》已经流传了两千多年，模仿“骚体”的作品也层出不穷。在探讨《楚辞》的渊源时，大多以为是楚文化造就了这种特点鲜明的作品，这是毫无疑问的。或以为它也受到中原文化，主要是《诗经》的影响，这也是毫无疑问的。若《楚辞》仅仅停留在当地祝祷之辞和巫歌的基础上，就不成其为《楚辞》而只是当地祝祷之辞和巫歌了；若《楚辞》的写作仅停留在《诗经》的传统方法上，就仅仅是《诗经》之余绪了。故《楚辞》应该是楚文化与华夏文化融合的产物，是楚国当地祝祷之辞和巫歌与《诗经》有机结合的产物。
其实对于《楚辞》受《诗经》影响的见解，前哲先贤是有过精彩论述的。汉宣帝早就指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鸟兽草木多闻之观”数语，明显指出辞赋是继承《诗经》传统的。汉代最为流行的说法是“赋者，古诗之流也”。“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讽)，咸有恻隐古诗之义。”辞赋一体，汉人所说的赋往往包含《楚辞》。
南朝刘宋文学评论家刘勰则认为《楚辞》的产生是有多种渊源的，其中就有《诗经》的因素。《文心雕龙·辨骚》说过，“故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固知《楚辞》者”。刘勰所谓的“论其典诰则如彼”，是指《楚辞》中有不少思想性和创作方法同于儒家经典的地方，所谓的“语其夸诞则如此”，是指《楚辞》中有不少“诡异之辞”“谲怪之谈”，属不同于儒家的地方，而接近于战国纵横家好夸大其词的文风。不管《楚辞》的是非标准是否同于儒家经典，刘勰认识到《楚辞》在思想性、创作方法、诗歌形式等方面，是部分地渊源于《诗经》的；而其诡谲、夸诞之文风，则是受了战国诸子的影响。像汉宣帝、班固、刘勰这样的前哲先贤仅下论断或举例，并未详尽地阐述《楚辞》受《诗经》影响的情况。
论及《楚辞》，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确实具有丰富的华夏文化的因素，故需要了解楚文化逐步华夏化的进程。在楚文化的草创时期，即传说时代“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原始时期，基本处于以地方特点、民族特点为主的原始文化阶段。故楚国早期的统治者楚武王承认楚人是蛮夷，这一方面是基于楚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讲的却是历史事实。楚国的建立，奠定了以华夏文化为尚的基本走向。近年获得的以往从未知晓的《孔子诗论》，证实了《诗经》确实已经在楚国传播。春秋后期以后，楚国进一步开疆拓土，国土益发广袤，人口益发众多，民族融合日益加强，文化的趋同性日益明显。
(节选自王廷洽《〈楚辞>中所见<诗经>元素》)
材料二：
《楚辞》所出现的祭祀对象多数不具有《诗经》中神灵形象的那种崇高性，同时，它们身上的某些特征、属性，又是《诗经》祭祀诗中的神灵所缺少的。
《诗经》中出现的祭祀对象，基本是处于静止状态的，它们高高在上，或安处冥冥之中，接受和享用人们奉献的祭品。如果说他们还有活动，那也仅仅是降临神坛、醉饱辞返而已。《楚辞》中的祭祀对象则不同，除没有直接出场的至上神东皇太一外，其余诸多神灵或是上天入地，或是遨游九州，或是出行求偶，都处于运动之中，见不到端坐受享的静止之神。所以《诗经》祭祀诗中的神灵显得稳重但却缺少生气，而《楚辞》中出现的祭祀对象则给人以变动不居的感觉。
《诗经》中出现的祭祀对象是众多的，基本都是吉祥之神，见不到死者的幽灵。《楚辞》则不同，其中的祭祀对象除常见的天地山川之神外，还有冥神，即人死之后而转化成的鬼魂，《山鬼》《国殇》祭祀的都是阴鬼幽灵。正因为如此，《诗经》和《楚辞》与祭祀相关的作品，在美学风格上就又出现了另一个重要差异：如果说《诗经》祭祀诗中的神灵基本都是正剧的主角，是崇高的对象，那么《楚辞》中的祭祀对象还有悲剧的扮演者，有不幸的命运和它们伴随。
总之，《诗经》与《楚辞》两种文化文本在表现宗教神道观念时，在审美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诗经》表现出的神道观念具有一种精英文化特质，而《楚辞》则呈现出一种俚俗文化气息；《诗经》所描写的神灵具有崇高性，标志着审美主体的理性成熟，《楚辞》所描写的神灵多有具象，表现出审美主体情感的真挚与酣畅；《楚辞》所表现的神道观念更注重情感的愉悦与失落，而《诗经》所表现的神道观更注重理性的深化与升华。深入分析《诗经》在表现神道观上与《楚辞》的审美异趣，可以理清两种文本所代表的文化的差异与特征，并可以进一步确认两种文化的存在历史状态及价值功能，亦可见出宗教文化对文学审美影响的清晰痕迹。
(节选自何长文《<诗经>与〈楚辞>的审美异趣》)
